当刘东生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73岁时，他去了南极；79岁时，去了北极；86岁时，去了南海；87岁时，还去了罗布泊。今年，他虽91岁，但很多人坚信他一定是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然而，3月6日这一天，很多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刘东生先生，2002年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获得者、中国200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06年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获得者，的确走了。他离开了他热爱的地质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黄土，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然而，很多人，尤其是曾与他共事的人，在这样的时刻，都忍不住想对其他人说些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们对刘先生的敬重和怀念。中科院研究生院的3位老师——林秋雁、何涛文和潘云唐就在其中。

　　他们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的创始人，曾与刘东生先生有过密切交往，深知他的为人和教学风范。

　　新解20余年的老课程

　　何涛文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主任，林秋雁曾任研究生院地学部党总支书记，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即是应他们邀请的，在课程的设置上曾经与刘先生多次讨论。潘云唐是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是《刘东生——揭开黄土的奥秘》一书的作者。据他们介绍，刘先生在研究生院任教近30年。

　　“自1982年起，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这些年来，他无论社会活动、科研工作多忙，从不间断给学生讲课。给学生上课是他第一要务。有时，他从飞机上下来，直接赶到课堂，即便参加两会，他也会请假给学生讲课。”林秋雁说。

　　“《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是研究生院由刘先生主讲的课程，从1982年开设至今，课程名称没有变化，但刘先生却常讲常新。如1995年，刘先生讲课时，主要以全方位的理念讲述了第四纪的环境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同时，他把当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第14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讨论的最新内容也一并介绍给学生。虽然许多学生在本科时已学过第四纪地质，可听了刘先生的课后，他们感到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有时，刘东生在讲课中，还会把自己正在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学术动态告诉学生，使这门近乎古老的学科不断增加新意。

　　何涛文记得，1979年他与刘先生讨论在研究生院开设“第四纪地质”课，并确定由北京大学的曹家欣与刘先生一起开课。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先生不仅自己讲“近代第四纪的地质学与环境学”、“环境与文明”，还邀请其他院士讲相关课程。如请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朱日祥院士讲授“古地磁与环境磁学”，丁仲礼院士讲授“古气候学”等。此外还推荐国外著名教授在研究生院讲课。其中，包括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气候中心主任Bridlly等人。

　　口试和开卷考学生

　　在刘先生建议下，每年期末考试，他的这门课与其他老师的课程考试方法完全不同，采用口试和开卷结合方法。每个学生先结合自己的选题，上讲台讲10分钟，即“作10分钟学术报告”，然后，接受老师提问5分钟。刘先生认为，学生从事研究工作就不可避免国际交流，需要锻炼他们这样的能力。

　　同时，刘先生设立大开卷考试，让学生学会查资料。在开卷考试中，有的学生会钻研许多科研问题，也会提出很多新问题。刘先生认为，通过考学生，自己可以从学生那儿学到一些知识。他亦可在下一学期中，补充新内容。他说，“这是教学相长”。

　　此外，刘先生还会把学生请到所里参观和座谈，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实际。

　　“虽然这样的方法需要很多时间，但刘先生不畏辛苦。如果40个人一个班，全班完成考试，往往需要一整天。他就这样把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等贯穿于教学之中。”他们说。

　　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新技术不断出现在教学中，一些年轻人注重计算机技术，出现轻视野外工作的倾向。刘先生却比过去更加注重野外实习课，在他的课程中，他经常提议带学生去周口店、马兰台地等地实习，对年轻人的触动很大。刘先生认为，“不论技术如何进步，野外调查都不可忽视”。

　　拓展跨学科边缘科学

　　在30年的教学中，听过刘先生课的学生早已近万，他说：“我不一定认识你们所有人，但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课，并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告诉我。”

　　何涛文介绍，刘东生先生对发展边缘交叉学科非常感兴趣。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刘先生每次都选取最新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大纲。1982年到1987年间，刘东生曾多次与何涛文讨论。当时刘先生就提到，第四纪地质学最早是1955年由前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则由前苏联专家列别捷夫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他说：“现在这门课我们来讲授一定要讲好。”在刘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如今，研究生院地质学的5个二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二十几门增加到107门。而第四纪地质学学科，已由过去的1门增加到18门。

　　据潘云唐介绍，刘先生一生中有两次研究方向的大转换。第一次是他刚到中央地质调查所，领导希望他从事工程地质研究，但他认为，内战期间毫无建设可言。他说：“我还是喜欢研究基础地质。”于是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古生物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解放后，他认为国家在经济恢复建设时期，为了满足国家需求，他又放弃了从事多年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工作而到刘家峡、龙门峡、三门峡等地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之后，一头扎进了黄土高原的研究，再也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