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8日，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患有严重眼疾、耳背、腿脚不便……92岁的吴征镒因身体原因，几乎已经足不出户。获奖后，淡泊名利的他婉拒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吴征镒，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70年生涯中，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用科研成果告诉我们，中国的高等植物到底有多少种，正是这位可敬的植物学家与同仁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植物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他为了弄清中国种子植物组成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他被同行称为“植物电脑”；他60岁时两次进西藏考察，80岁时还到台湾考察植物，如今，92岁的他仍在承担着《中华大典生物典》的编撰工作。

1955年，他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在，他是最年长的中科院院士。

绿色之缘：按图索“草”，看图识“树”

“出生于九江、长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时空变迁，不变的是吴征镒对一草一木的那份钟爱。

吴征镒对植物的痴迷，始于儿时家中的后花园。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大花园内玩耍，当时便被园中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深深地吸引住了。进花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他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的工夫，已经长得和他一样高了，这让他感到很惊奇。

上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的是自然课。生物老师讲第一堂课时，拿着一种紫红色的小花，教他们认知其茎、花瓣和花蕊等等，于是他对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兴趣。

孩提的十几年间，吴征镒读的是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的一些普及植物知识的图鉴，他采取“看图识物”的办法，采集了100多份标本，采取按图索“草”，看图识“树”的办法开始认识植物。

上高中时，他的生物教员为了鼓励他热爱植物，专门为他采集的标本办了一个展览。1933年，17岁的吴征镒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正式开始了他的植物学研究生涯。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校南迁至昆明，之后长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这期间，他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3万张植物卡片。

1958年，吴征镒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举家从北京迁至昆明，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首肯。从此，吴征镒扎根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开始了“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科研生涯。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这一做法。有人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条仕进之途，因为他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担任过中科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后又一直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完全可以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但是，吴征镒选择的仍然是他从年轻时代就选定了的专业科研之路，他专注热望的依然是植物学。

钟情植物：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吴征镒一生与草木结缘，在中国植物学家中，他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和吴征镒一起主编《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美国Peter H.Raven院士说，吴征镒院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同时也对全世界其它地方的植物有着广泛而深入认识的真正的学者。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有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完成的。

学术界曾普遍公认，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二是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三是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即使是植物学的门外汉，单想想我国地大物博的基本国情，就可以掂出这三大贡献的分量了。

中国植物到底有多少种？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给出了明确答案：

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是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的一部，吴征镒完成了全套约2/3的编研任务。他还积极推动了国际合作，其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出版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他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了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1956年，吴征镒和钱崇澍、陈昌笃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理论，该原创性的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却又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吴征镒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认为：“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植物电脑”：超人记忆力背后

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字典”。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称赞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编《中国植物志》时，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上年代，助手去查对应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他的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去西宁，一个年轻人采了一大捧植物标本来请教。 吴先生有个习惯，凡是有人来请他定学名，都是来者不拒。结果那天他给那些标本写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忙了两个多小时。”周俊院士说,“我们问吴老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却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

即使是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以“吴征镒”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都是由他亲自执笔，对此吴征镒丝毫不含糊。论著的编辑和梳理工作，一般由他的学生承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是吴老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之一，李德铢对老师自是钦佩有加，“吴老师的字非常小，他的一页字的容量往往能顶我们三四页的容量，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吴老师，随便一个植物名词的索引书名、作者、年代，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准确。包括大多数植物的拉丁名字，吴老师都能很轻松地写出来。”

有人会问，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天生的吗？在昆明标本馆的资料室里，人们找到了答案。在标本馆馆长彭华的引领下，来访者看到了1938年至1947年，吴征镒那3万多张卡片中的一部分。随便拿出一张，前面是标本照片或图示，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该植物的基本资料，吴征镒的字的确很小，英文字母个个小如喜蛛。正是这些植物身份证为日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3万余张卡片都是吴征镒10年间在标本馆，对照文献资料、标本照片，结合野外经验，边考察、边记录、边整理的结果。彭华说：“时至今日，研究所的学生们要想查查资料，依然会用到这些卡片。”

为此，他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字典”、“植物电脑”。

在“文革”中他凭记忆完成的著作听来让人动容。“文革”期间，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去了昆明郊区黑龙潭参加劳动。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来后就悄悄地写出来，进行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当时，各种科研著作的出版几乎停止，但“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还有出售。他偶然得到一本后，就请同志们帮他收集其他中草药的小册子，就这样，在“劳动改造”的那几年里，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五千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

他经常对一些年轻学者讲述这八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摔跤冠军”：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吴征镒曾于1975年间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条件艰苦，在高原缺氧的气候下，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坏，从西藏回来后牙齿完全变松了。组织安排他到青岛疗养，但一个月的疗养结束后，他却背回了两本厚厚的笔记《西藏植物名录》和《西藏地名录》。随后，他在3年时间里又完成了《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吴征镒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着头观察植物，“只顾眼前不顾脚下”，一不留神成了植物学界的“摔跤大王”，这是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会摔跟头。

“于是，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吴老对此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老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的委托,担任起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孙航说,当时吴老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但是他却坚定地说,“这件事我不做,谁来做?”

吴征镒半个多世纪以来获奖无数。

他曾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6项（其中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院、省级一、二等奖8项。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得“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还为中国的植物学家，在世界赢得了声誉。

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Raven说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称赞他：“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长期致力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致力于敏锐地审视人类活动对植物的影响。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取得了造福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

然而，吴老却“业磅礴，人淡泊”。

在吴征镒所著的《九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 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礼记·中庸》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我觉得得这个奖我很惶恐。我没有尽我最大的努力，因为眼睛、腿脚限制。我的工作大家协力做的居多。我今天能够获得国家如此大奖，我觉得我只能尽有生之力，把后面的同志能带多少带多少，带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去。”

　——吴征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