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纸”来形容物体之轻，可你知道3万张纸放在一起有多重？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之一、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10年里制作了一套3万余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放满了整整80个标准卡片盒，重达300公斤!

　　这就是被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院士称为“足够两个学部委员”的卡片!

　　这套卡片是编著《中国植物志》的最基础资料之一，囊括了当时发表过的所有在中国发现的植物。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卡片上，吴征镒用工整的蝇头小楷详细记录了每种植物的来龙去脉。

　　红杏深花，菖蒲浅芽。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植物总是最多情的。在这多情的植物王国里，吴征镒定学名、熟习性、推演化、合理利用，是当之无愧的草木知音!

　　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HRaven这样描述吴征镒：“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

　　2005年3月31日，海洋之神8590vip。时任海洋之神8590vip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宣布：80卷126册《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陈竺说：“与世界上同类著作相比，《中国植物志》收载植物种类和所含卷册最多，总体编研水平高，是我国近百年来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全国植物志。”

　　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志》的最后一任主编，这部跨越了半个世纪、凝聚了中国三代植物学家心血的巨著终于在他手中付梓!这部巨著的三分之二卷册是在吴征镒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人们评价说：“吴征镒在其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

　　如今，吴征镒正在积极推进《中国植物志》的国际合作。他担任了《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FloraofChina》的中方主编，目前已完成全书25卷的15卷。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介绍说：“这项工作是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极为关键的一步，英文修订版的出版将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提高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水平和地位。”

　　《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滇南本草图谱》、《新华本草纲要》……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著作等身。

　　正是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上，吴征镒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

　　记忆闪回到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橡胶封锁。1952年，正参加中国大区综合考察的吴征镒接到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对华南、云南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和科学区划，并总结推广正确的栽培方法。

　　从1952年到1954年，吴征镒每年都要带队去海南，一蹲就是几个月。他们对橡胶宜林地的大气、水、土壤等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积累了几万个科学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和一些归国华侨的橡胶种植经验，他们总结出大苗定制法等一套种植方法，实验成功后及时推广。1955年，海南的橡胶林开花了。它们用带着清香的淡黄色花朵酬报着科学家们的辛劳，似在向他们许诺着新中国美好的未来。

　　上世纪90年代，80高龄的吴征镒提出了被子植物分类的“八纲系统”，震动学术界。人们折服于这位老人不竭的创新活力。吴征镒说：“科学重在创新，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径”

　　根据2005年的检索资料，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家里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吴征镒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创新，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主线

　　1964年，吴征镒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观点。他指出：“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岛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的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出生地。”

　　这个观点带来了中国植物地理学全面、系统工作的开展。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996年，吴征镒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并列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这个观点打破了世界陆地植物区系分为6个区的传统观点，是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吴征镒和合作者们提出了《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方法》，颠覆了传统的将被子植物分成单子叶植物纲和双子叶植物纲的划分。这一见解与稍后主要根据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而提出的“一个被子植物目的分类系统”在被子植物大类群的划分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植物学家周俊院士说：“系统进化是无穷尽的研究，迄今没有一个进化系统是令人满意的，能有勇气进行这类研究已属难得。”

　　周俊院士说：“我想，对中国各地区各类植物类群如此熟悉的在今日之中国，吴老一人而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植物的这份熟悉来源于吴征镒的“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

　　周俊回忆说，野外考察的时候，吴征镒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低着头观察植物。有一次在云南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里跌了一跤。“跌倒了他不是想着马上爬起来，而是左顾右盼地观察植物。他忽然见到了一株白色寄生植物，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这可是在中国分布的新纪录!”

　　吴征镒是平足，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跤，大家给他送了个“摔跤冠军”的雅号。即便如此，吴征镒的足迹还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花甲之年两次进藏，爬上了喜马拉雅山北坡；80高龄时还亲自到台湾考察。吴征镒经常自嘲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能发现新种呢!”

　　吴征镒的女儿吴玉回忆说，吴征镒工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常常坐在植物标本室里鉴定标本，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觉得是麻烦事。她不得不和妈妈订下计策，骗吴征镒去洗碗，才能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武素功是吴征镒进藏考察的助手，从西藏回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就这么“疗养”一个月，吴征镒编写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西藏植物志》做好了基础工作。

　　“科学不发达，如何敌强邻？”面对日寇的入侵，年轻的吴征镒以诗言志。投身科学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举家迁往云南潜心学术……国家利益从来都是吴征镒的第一选择。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此时，吴征镒已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在“一二一运动”中，他同张澜庆等年轻教师在国民党省党部门口为四烈士摆下路祭。面对着几十名国民党党棍、特务，吴征镒大声朗诵自己写的祭文，愤怒控诉刽子手的罪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时代的洪流中，吴征镒从来不是旁观者。1945年，吴征镒在闻一多的介绍下加入民盟。然而现实让他看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6年2月，吴征镒迎来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在云南大学标本室，这位民盟成员举起右手，对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入党，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啊!”

　　从此，吴征镒的人生轨迹同党和国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解放前夕，吴征镒按照党的指示致力于清华教职员读书会活动。每遇声援和签名活动，他就出入于周培源、朱自清、汤佩松等著名教授家中征求签名。

　　1949年11月1日，海洋之神8590vip成立，吴征镒任党支部书记。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科学家们被吴征镒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

　　光辉的前途铺陈在吴征镒面前。可1958年，42岁的吴征镒又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吴征镒说：“我是看到中科院大局已定，我觉得可以到云南安心做点学问。”

　　吴征镒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深入到最复杂的事物中去，找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工作。我是搞植物学研究的，就要以植物为对象，深入进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暂时没用、而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有用的。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

　　岁月无情，时间渐渐地摧毁了吴征镒的听力和视力，但带不走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满腔深情。92岁的吴征镒认真的说：“人生时间有限，有一分力就要用一分力，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光。中国有句古语叫‘后来居上’，我们这辈已经过去，希望青年一代在我们的肩膀上再攀登、更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