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但当年过八旬的谷超豪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还是会被这位有着卓越成就和人文气质的科学家触动。他，成就斐然，气质非凡，充满智慧，儒雅而富有爱心。我们心目中的大师，就是这样。 
　　在接受采访时，谷超豪这样描述自己的情感：“这是国家对科学的重视，对基层科学的重视。我感觉到这个奖，是给全体的优秀的科学家的。”在他心中，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胜过一切。 
　　人物小档案 
　　谷超豪，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院士。 
　　1926年生，浙江温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获科学博士学位。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为海洋之神8590vip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专长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专著。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 
　　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 
　　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 
　　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 
　　——谷超豪　 
　　“他就是为数学而生的！”谷超豪的学生们在提到老师时不止一次的这么说。为佐证这句话，他们还会不约而同的提到谷老喜欢用几何原理测算台风走势的故事。 
　　见到这位2009年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则是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一次全体教师开会的间隙。今年已经84岁的谷超豪，虽只是担任复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的虚职，但仍坚持来学院参加每周一次的青年教师学术讨论班，每逢学科建设的大事也是势必到场。 
　　天庭饱满，在面相上昭示着此人聪明睿智。绅士般的微笑，一口软软的南方普通话，话不多，总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请问要想在数学上有所成就，关键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不紧不慢的来了句：“对解决问题有热情，对创造感兴趣。” 
　　记者不死心，接着“诱供”，“有人说学数学是很苦的。您研究了一辈子的数学，不觉得苦吗？”这次他答的更干脆：“能解决复杂问题是很高兴的，不会苦。” 
　　“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 
　　谷超豪一直试图将对数学的热爱，与国家的需要统一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是小学生的谷超豪，偶然间看到学校礼堂墙上的标语：“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孙中山”，一个念头逐渐在心中腾起：此生要做两件大事——一是要做科学家；二是要做革命家。而回顾他过去的大半辈子，热爱数学，与以国家需要为己任，是纵贯整个人生的两条明暗线。 
　　1959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在接受了该校校长、数学家彼得洛夫斯基热情洋溢的道贺后，向来内敛的谷超豪也开怀大笑。他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在莫斯科大学的校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在两年的进修后，他被破格授予物理—数学科学的博士学位，按照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获得博士学位是很艰难的。研究生毕业一般只能获得副博士学位，要再工作一段时间，并有非常好的成绩，才能成为博士。 
　　给谷超豪带来殊荣的是他在微分几何领域的研究成果。他被看做是继二十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E·嘉当之后，第一个对变换拟群理论作出实质性重要推进的人。而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习，同时也成为他学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谷超豪出国前一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十年科学规划纲要。当时，由于我国在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等方面都比较薄弱，这份纲要就提出，要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此时，身为复旦大学副教授的谷超豪已是国内古典微分几何学派的中坚。看到这一消息，向来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他，却自然的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同时，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也给了他很大触动。于是，到了莫斯科大学之后，除了完成规定课程，谷超豪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偏微分方程，并听了一些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流体力学课程。而从偏微分方程的角度切入，恰能解决空气动力学中许多困难但重要的数学问题。由此，谷超豪开始从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领域。 
　　从1960年到1965年，谷超豪进入了学术丰收季节，尤其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从亚音速飞行器到超音速飞行器，这一过渡过程所对应的数学基础正是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谷超豪对此的研究是先驱性的。由于当时中外学术交流所限，国际学界并未及时知晓他的成果。到1973年前后，美国数学家代表团来复旦访问时，才惊讶的发现，他们刚刚完成的研究，谷超豪在10多年前就已经做出来了！ 
　　挖掘数学“金三角” 
　　“数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般研究者能在其中一个分枝上摘到果子就很不容易了，但谷先生却是少有的多面手，他同时在3个最主要的枝干上都获得了丰收。”谷老的学生、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这样解释他的成就。 
　　1974年，规范场的创始人杨振宁在深入研究时发现，规范场与微分几何有着密切关系。巧合的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此前在与儿子重聚时，就向他介绍过复旦在微分几何领域有很强的实力，而谷超豪是这一学科的带头人之一。于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杨振宁便与谷超豪所率领的团队展开了合作，这其中还包括谷的妻子、一直致力于微分几何研究的胡和生院士。 
　　“刚开始，我们先听他作报告，然后开始讨论，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当天，我和胡和生就做出了两项研究成果。第二天跟他讲，他觉得非常高兴。他原先没有料到，复旦有人懂他的东西。”谷超豪如是说。 
　　他的研究方向此时也再一次发生了转移，开始投入数学物理领域。他对规范场理论的贡献，被杨振宁称赞为“好像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1981年，他应邀在著名数学物理杂志《物理报告》上就此发表专辑。该杂志还破例用中文刊出了摘要。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出专辑，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和广泛引用。 
　　谷超豪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因为它们都平行的属于数学的3级学科，但也互有交融。在这对于行外人简直就是会“迷路”的“百慕大三角”中，他却发现了挖掘不尽的宝藏。 
　　既要闹革命，也不能放弃数学 
　　谷超豪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至今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谷超豪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人在便利店里买矿泉水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谷超豪忽然对他说：“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来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的融化过程吗？”这时，刘宪高才明白，原来老师的脑子里一直都装着数学。 
　　而谷超豪这样的习惯，既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也是因为现实的“逼迫”——“我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青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又有志做数学家，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同时也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一边要闹革命，一边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数学，因此，谷超豪只有在挤牙膏般的时间里抓紧学习。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他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但同时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虽然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必须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但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数学研究。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劝说下，还是走马上任。后来，他对中科大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任期内，他顶着外界压力坚持建设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已成为该校的品牌。 
　　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思索数学问题。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不像陈景润的数论那样，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脑子里想，只是偶尔要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因此，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在开会的间隙，这些时间都被他用来思考数学问题。 
　　向苏步青先生“交账” 
　　2007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某病房，准确地说，这里已不是病房而更像个小型教室——一块白板竖立在屋子里，学生及数学系的其他老师环坐一圈。由于骨折，谷超豪坐在病榻上，认真地听着两名关门弟子的博士生答辩报告。他不时的提出问题，与学生交流，偶尔还拿起水笔在白板上写写算算。答辩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护士不得不走进来打断他们，催促谷老要好好休息。 
　　谷超豪曾说，研究数学与带好学生是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两件事。在谷超豪扬名学界之后，他的老师、一代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讲：“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他又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 
　　对此，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不如苏先生，特别是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要我好好培养学生。”现在，谷超豪自觉“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三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他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对于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始终十分慎重。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坚决不肯署名。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洪家兴就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曾经，有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拿掉。在他至今发表的130篇学术论文中，有100篇为独立发表。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 
　　许多大师级的学者，都是文理兼备，往往在社会人文学科领域也有很高的素养。谷超豪也不例外，他早年喜欢看《三国演义》，觉得“那是一群聪明人做了很多聪明的事”，后来则一直喜爱古典诗词，尤其是杜甫的律诗，认为是“既反映了民生疾苦，又对仗的很工整。”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 
　　这是谷超豪1991年为母校温州中学90周年校庆作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和一种托付终生的欣慰。科学家与诗人是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人。诗人浪漫，思想自由驰骋，天马行空；而科学家则讲究严谨、扎实和一丝不苟。然而谷超豪却将二者融合，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情画意。 
　　说起写诗的心得，谷超豪有些羞涩：“我其实没有受过正规旧体诗训练，而且温州方言、上海话和普通话常常混杂在一起，所以老也掌握不好平仄。”诗歌对他，是兴致所至、是自娱自乐，把某一段时间里碰到的事情用最少的几句话表达出来，便是很大的快慰！ 
　　对于自己的工作，谷超豪自有体味：“研究数学就像爬山，努力地翻过一个山头，会发现眼前一亮，前面的景色多美啊。往上看又见叠叠的山峰，只有不断地攀登，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实际上，谷超豪对古典诗词的喜爱，仍与数学有关——他认为，数学是与古典诗词相通的。比如诗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表达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而射影几何学，则是用直线、点、相交性等一些简朴的概念，建立起非常丰满、完善的理论。此外，数学非常重视对称，而古体诗中的“对仗”与此相像。 
　　谷超豪这样总结自己：“我在数学方面的天赋还是不错的，但限于时代的环境，我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在革命工作、社会工作上面。人家问我是否后悔，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科学上，肯定会做的比现在更好。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我尽了历史责任。我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责任，就是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影像人生 

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作报告
 
1982年在课堂上 

1991年慰问安徽水灾灾区 

2009年出席谷超豪星命名仪式 
　　一生相守 

　　夫人，我依然记得48年前初次见你 
　　结婚48年，谷超豪依然清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50年，我在数学系图书室里，偶遇胡和生，她说苏步青先生给了她一篇论文，有些地方没弄清楚，想让我帮她看一看。我说：好啊，论文呢？她说论文在宿舍里。她的宿舍离我办公室有10多分钟路程。当时已经是秋天，但天气依然很热，她气喘吁吁地跑去拿回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不错，对学问肯钻研。我们共同讨论了一下，她就把论文的内容都弄清楚了。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她对我也有了一个好的印象。” 
　　数学成就了谷超豪的爱情之梦。而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已经白发苍苍。谷超豪在旁边笑盈盈地说：同样研究了一辈子数学，书画世家出身的胡和生就是在乎色彩的搭配，样式的和谐。“每次我出席重要活动，胡和生都要关心一下我的‘行头’。只要经她的手这么一弄，倒也总是蛮精神的。” 
　　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但胡和生“推翻”了这个定理：不仅在生活上与丈夫相濡以沫，更在事业上携手共进——她是中国数学界唯一的女院士，更成为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NOETHER讲台的中国女性。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显然我这个位置比她的好。”谷超豪话语间带着小小的满足。书房里堆放各种文件、会议通知、报纸以及书籍，两位院士每天就在这里并肩研究，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从相恋到相守，55年的感情积淀，如同夫妇俩做过的问题、解过的方程一样不可丈量。平时，两人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到合作时，默契带来的高效率往往事半功倍。谷超豪形容：“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我们互相理解，也可以互提问题、相互核验，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