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 于春泽 摄

科研中的于敏，摄于上世纪90年代

于敏和夫人孙玉芹，摄于上世纪50年代

和“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起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氢弹“首功”，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原载于《北京日报》 2015-01-13 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