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赵忠贤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一口东北口音。

　　今天，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在中科院物理所，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

　　所谓超导，是指当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电阻会突然消失。具备这种特性的材料，被称为超导体。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比如人们所熟知的超导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

　　但令科学家困扰的是，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超过40K，即约零下233摄氏度。寻找到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成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研究热点。在超导研究史上，有10人5次斩获诺贝尔奖。

　　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超导热”。在这一波热潮中，赵忠贤带领中科院物理所团队，和国际上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钇钡铜氧中获得了9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从而打破了传统理论计算断定的超导体临界温度极值。

　　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

　　那一年，赵忠贤作为5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极其罕见。

　　那次会议后来被称作“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被高温超导突破吸引来的物理学家们挤满了整个会场，容纳1100人的大厅里挤进了3000多人，分会场也是人满为患，就连走廊里的闭路电视也被团团围住。报告从晚上7∶30开始，一直讲到凌晨3∶15。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

　　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发现了系列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身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

　　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7-01-10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