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连天的1938年我所成立，那段艰辛岁月，现在年轻人已无法理解了。参与建所的先辈们都已先后谢世，他们的业绩将彪炳千秋。

我1958年秋来所，那时除抱着建设边疆的愿望外，还有一个至今不敢用文字表达的私愿，那就是逃避运动斗争的热点地区京沪。应该说我政治成熟稍早，1948年在国立药专读附设高级药剂职业科时，就按地下党的要求参与组织了学生运动，故能在解放前夕17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与抗美援朝医疗团学校管理和配药工作。这时已隐约感觉到运动斗争的危险，故在1958年读完华东化工学院制药工程专业后，向组织讨了一次价，没有去中组部报到，志愿来云南。我和昆明植物所植物科学的一个分枝植物资源和化学结缘则纯属偶然。当我1958 年到中科院昆明分院筹备处报到时，段亚华同志告诉我，将分配到筹建的化学所工作，现先寄放植物所工作站植物资源化学组工作。后来蔡希陶主任就不放我走了，一寄放就是50年。我写这一私愿，就是想告诉青年人，人只能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做出个人的选择，选择了就要为之奋斗不息。

1958年来所后就参加了亩产15万斤小麦的试验田劳动，现在看来那是天方夜谭。我们这一代人天方夜谭的事干的不少，但又无法抵制。我毛估了一下，在昆明所经历的50年中，扣除经历的“文革”、“四清”、“反右倾”、“大跃进”等运动，实际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可能只有35年左右。“文革”后期还偷偷和人合作，在化学分类、人参与天麻方面做了一点研究。“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来了，国家迎来盛世，70岁的我所，有30年是在盛世中度过的。盛世谱华章，但应该看到，30年前那种运动斗争不断的年代永远不会有了，但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近30年我所就经历了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合合分分等事件就是事实。

借所庆机会我想补充一下1963年那次所务扩大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国家尚未完全度过各种人为与自然灾害困难时召开的。1959年蔡老去西双版纳建立了植物园，那里实行了一杆子方针，即一个经济植物学问题所有学科参加，昆明则实行吴老的半杆子方针，即发展学科，解决主要科学问题，二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看法。另外在负责党委的晋绍武支部书记与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浦代英有所谓班长（书记）和副所长的矛盾。为了统一思想就开了历时10天的所务扩大会议，因为我和各位领导关系都不错，故被指定为大会秘书。我又请了武素功、杨崇仁做记录，我在各方面做沟通工作。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民主，吴先生做了三个战场八个兵种的长篇口头发言。会议总要结束的，我花了一天一夜写成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经所领导一致讨论同意，由吴先生向与会人员和所部宣读。这个纪要写的办所方针是“我所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形成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妍，万紫千红的局面”。三带指版纳、昆明和丽江三个植物园；八方指形成的八个兵种，即分类、地植物、植化、资源、生理、土壤、引种驯化、微生物等；实质是昆明搞半杆子，版纳搞一杆子。十年文革中这个纪要被批为修正主义黑纲领，吴先生在批斗会上承担了责任，他说“纪要不是我写的，但我是同意的，‘纪要’是我宣读的，我负责”。这段小史，我是见证和参加者。它影响了我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发展，虽然发展有过曲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十年文革这段小史是不堪回首，现在则是美好的回忆。

最后谈一点希望，今年院士大会上，一些老先生认为植物、水生和海洋等所一些已有基础的传统学科，要创新发展，绝不能让其衰落。我所如何做，我个人以为是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