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主人;而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事实却是,“人”越来越成为“物”和“规范”的奴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而在我们的现实中,“金钱”成为惟一强大的价值标准,“多数人”的选择成为一种暴政,它冲垮一切对于“不同”、“自我”的坚守,使每个人都汇入一片盲目的大合唱——在“解放”的旗帜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专制。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寻找曾经的精神,要了解昆明植物所的传统,不妨从我们所的老先生开始,通过他们的学术著作,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昆明植物所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有幸读到人民网记者余建斌的文章“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从这篇短文中我已经感受到了老一代研究者曾经的精神。
文中写到吴征镒先生,“孩提时代,他的最大爱好是逗留在家中的后花园芜园,并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同眼前花草一一比照,开始“看图识字”亲近植物。17岁中学毕业就执意选择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抗战开始,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时,他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根据所能收集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三万张植物卡片,到今天这些卡片还保存于昆明、北京和华南三处,成为编纂植物志的宝贵资料。1958年,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吴征镒又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从此开始他在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从这寥寥几笔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吴先生对植物学,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学术,学科,对于他,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无论做学问,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这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在他们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对吴先生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
文章中写到“基本摸清中国高等植物的家底之后,吴征镒造诣日深,开始追索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更在八十高龄时候毅然开辟植物系统进化新领域,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纲系统”的学术观点。”“2007年1月,年届九十的吴征镒在力邀之下,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之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并投入使用,他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变为现实。……”吴先生在研究植物学先驱们的理论、思想、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思想、系统,同时,还考虑到子孙后代,甘愿“提供肩膀给后人做垫脚石”。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这才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一代人的“大承担”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体现在吴先生这一代学者身上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昆植精神。追随这样的精神,倾听这样的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今天的我们,不仅有继承老先生的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中国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主要参考文献
1.钱理群,寻找北大精神。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余建斌,2008。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记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征镒。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