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王秋

大学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难以磨灭的情事和印记，也有美好的回忆和凝重的感受。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山东大学这一古老和富于创新传统的高等学府，伴随解放的春风，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在这种情势下，这一年我踏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胚胎学专门组织学习。之后我一直在这山东大学和青岛海洋大学校区，学习、工作、生活。

50年代初期在校园中发生了批判反动的、唯心的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说和学习革命的、唯物的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的斗争。这场遗传学的争论波及整个生物学科，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混淆，甚至一年一度停开遗传学课程。童第周先生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动物学系系主任，在繁忙的事务中，扔亲自为学生讲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进化论、生物学史、胚胎生理学和自然科学概论等课程。向我们介绍18-19世纪描述性生物学向20世纪实验科学转变的理论发展，介绍诸如胚胎层、种质、决定子、轴、梯度、基因、组织者等学说，使我们不仅了解生物学的历史，也把握生物学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于1954年毕业，当时适值中央决定实施研究生制度，我有幸成为山东大学的首届研究生，继续跟随先生学习胚胎学。195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先生的教育思想是重视基础理论和广泛知识的学习，包括科学史和思想史。先生还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比如我的研究论文“鰟鮍鱼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所用的鰟鮍鱼是一种生殖生态极为特殊的鲤科鱼类，它产卵于河蚌的外鳃腔中，这对初学者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先生制定了一个大纲，从亲鱼养殖到采卵、显微手术及术后饲养，这一切都要求自己动手。虽然完成了论文，但对研究课题的理解，还是在60年代先生做金鱼和鰟鮍鱼远缘细胞核移植“克隆”研究时，我才领悟到先生深邃的科学思想；领悟到科学研究时选择实验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方法上的创新和必然获得结果之间的联系。先生的科学思想充满了由中国古代科学方法概括和提炼而形成的传统科学思想——“辩证逻辑”。这对现代科学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在我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不无影响地努力遵循着先生的教诲。

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我被定为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送往油漆制作单位接收再教育，一晃就是10年。期间，1970年深秋我路过北京去广州在京逗留时，几经周折才找到先生，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宿舍里只有先生和师母叶毓芬先生两人。此时先生的心情正如1969年写于隔离室中的诗句所云：

寄毓芬

放逐囚禁不须哀，人生自古多变幻；

四十年来共欢居，也应自足慰心怀。

且忆年年实验节，长夜工作共达旦；

独居不堪寂寞时，重整旧作以自解。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先生和夫人对科学事业的矢志不渝，同时还体现了这两位科学家伉俪同甘共苦的高尚情操。

当时先生询问我的工作，我汇报了防污油漆研制工作中的生物附着情况，先生问得非常详细，我一一作答。先生向我讲述有害生物生态群落的发生发展所包含的发育生物学的意义，鼓励我要坚持做下去。师母送我时，告诉我童先生近来很少讲话，今天说了这么多，嘱我要好好想一想。先生的这次教诲再次扩大了我对科学研究的认识，使我得以坚持了十年防除生物附着的防污涂料研制工作，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对科学认识的大转折，也是我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上述成就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学科可以变，但科学思维是一致的，不能变”的道理。这使我在退休后仍然遵循先生不同时期的两次教诲，坚持科研，不断探索，并不断获得点滴成果。这些谆谆教诲不仅使我终生难忘，也将伴随我走过人生之路。

先生自30年代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关于两栖类动物卵子性质的研究，就修正了Roux.Brachet关于动物对称的理论，以后对轴、梯度学说的创建也引人注目。晚年对“克隆”技术的研究，不仅在科研道路上再攀高峰，而且还形成了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学术风格。尤为可贵的是先生在科学研究的征程上，不跟风、不趋时、不惧势，更不扭曲历史，走自己的路。先生对“克隆”技术的研究，由同种鱼类的“克隆”到不同属、不同亚科的远缘鱼类“克隆”的研究，这种突破性成果在1964年就已完成并送往学报，令人惊异的是，时隔八年，直到1973年才获得发表。

我感到先生一生的科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并以此报效祖国，同时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力量，从中也不断获得一种美学享受，这也正是先生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坚持科研不能罢手的重要原因。试读先生1978年生前最后的诗作：

我亦枯木逢春风，意气飞扬与众同。

誓将余生献祖国，共为科学攀高峰。

高峰仰之不见顶，披荆斩棘敢辞辛。

愿与同侪共努力，频向中央报喜讯。

这首诗体现了先生对革命、对科学以及对崇高思想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使我这位在先生身边学习7年的学生，对他更加怀念、更加尊仰。我坚信他的事业和精神，必将得到后人继承和弘扬。童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