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偏低，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有学者认为其增长空间应当超过400%。然而，这400%应当全部由中央政府买单吗？现有的投入机制是否保证了投入的充分利用呢？

    寻找基础研究的投入力量

    在我国，政府是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基础研究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海洋之神8590vip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最主要渠道，其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的60%以上，其次为科技部和教育部。

    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国屏等人在对典型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在典型创新型国家中，企业不仅是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而且是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企业一直是基础研究的第二大投入者，其中1953年是企业投入所占基础研究强度(GEBR)的比例最高年份，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投入额从1953年的1.54亿美元持续增长到2004年的95.51亿美元。

    韩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后发型国家，从它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来看，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重已经达到韩国GEBR的近50%，其中2003年甚至超过了50%。

    谈到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时，曾国屏表示，从“九五”末期以来，企业在研发经费上的投入呈快速上涨的趋势，但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目前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然而从其他渠道的数字进行推算，以及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人员比例两方面考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企业是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力量，这既是发达国家的情况，更是后发追赶型国家的有益经验，尽管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一般并非其重点，基础研究投入在企业自身研发中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0%以下，但对于基础研究的全局却有重要影响。

    在我国，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对于实现一般所期望的2010年基础研究强度达到10%、2020年达到15%的目标，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曾国屏表示，缺少企业在基础研究投入上的应有贡献，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除了企业外，曾国屏等指出，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是对国家层面投入的有效补充。德国通过基本法对州政府投入教育和研究进行了规定，因而从制度上明确要求州政府对基础研究进行投入；美国非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虽然比例不大，但是对美国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形成了有效的补充，是州政府介入科技活动的有力支撑；印度的基础研究投入中，各邦政府的比例也排在中央政府和私营企业之后的第三位。

    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在国家层面承担，地方层面的投入还为数不多。当前，“基础研究地方不能缺席”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地方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作用、投入能力以及怎样投入，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建立基础研究的协调机制

    除了在基础研究上企业的“缺席”，我国基础研究的协调和管理机制也有一定的缺陷。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客观上形成了多渠道格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洋之神8590vip、科技部和教育部等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基本上都各自制定计划，并且都能直接从财政部获得独立预算。此外，其他部委也可根据需要安排科研项目和经费。

    曾国屏指出，在这种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研发活动的类型及其比例是通过事后统计的方式获得的，缺少对于研发活动类型和基础研究的比重的源头预算，使得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往往在执行中被忽视了。

    由于政出多门，科研活动难以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知识创新资源往往重复配置，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长期存在。此外，多部门、多渠道分配科研经费，往往造成科研人员多头申请，同一个人、同一研究内容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经费，同一科研成果可以向各方面交账。国家“973”计划顾问组副组长陈佳洱将此戏称为“一女多嫁”。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学者指出的“很多项目经过包装，就又成了一个新的项目”的弊端，也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对此，曾国屏在综合研究各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管理后提出，建立基础研究投入的协调机制，形成基础研究经费的高效利用体系的设想。

    从国际经验看，基础研究强度的快速增长期通常伴随着面向基础研究战略需求机构的设立。例如，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基础研究的第一个快速增长期内，于1958年设立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其他联邦机构如卫生部、能源部、国防部等一起，支持与其特定任务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这些机构以合同和补助金的方式支持具有广泛和一般目的的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既满足科学的自由探索又能服务国家目标的支持和管理基础研究的制度体系。

    因此，曾国屏认为，在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处在高速增长期时，要考虑设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国家战略基础研究基金”，通过“国家战略基础研究基金”协调不同渠道间分散、重复的基础研究投入，统筹不同执行主体的职能和分工，促进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与互动，以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协调发展，从而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