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固然要靠“创”，但创什么、怎么创，大有深义。因为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一流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其次才能够考虑怎么创。事实上，人们常说的“大楼、大师”只是大学的外在形态，大学的实质则是应该建立体现大学本质和规律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体系，包括探索知识和追求真理的观念和风气、保护学术自由的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制度，以及大学理想、大学传统、大学品格、大学精神等文化和观念条件。要具备这些实质性内容，需要大学的建设者们进行艰苦的努力。比如，制定能够作为大学精神和灵魂标志的大学宪章，建设体现大学本质、符合大学活动逻辑的大学制度，建设凝聚大学理想、规则、追求、风格的大学精神等。完成这些工作的难度，要远远超过现在有些大学的“求大师、建大楼”的工作量。

    在大学制度建设方面，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期望在不触动现行大学制度的基础上，用“加法”方式进行制度建设；一种是在对大学现行制度进行革新或改革的基础上，用“除法”方式进行制度建设。前者是我国大学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通过增加人力和物力投入，提高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对现状进行强化或优化，其目标是各种成果数量的增加。后者是运用改革的方法，对现实制度进行改造，彻底清除现实大学制度中的弊端，使其能够与“世界大学通例”接轨，具有世界著名大学的特点和内涵，使大学在按照自己规律和逻辑运行的基础上，自然地产生应有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产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提升国民文化和道德修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影响和作用。这显然是目前一些大学秉持的工具性、技术性一流大学建设思路难以实现的。

    大学改革必须以反思和批评为起点，因为不通过反思和批评发现问题，就无法确定改革的目标和路线。所以，进行大学制度改革离不开对现行大学问题的批评甚至批判。人们应该明白，大学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其活动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权利知道大学活动的内容是否符合大学的规律，因而大学必须接受社会的批评和监督。这些批评无疑是善意的，是期望大学真正进步和发展的，大学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欢迎社会的批评，而不应该对人们的批判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试问，谁能说人们批评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不是事实呢？谁又能说大学中的学术腐败现象不严重呢？难道“掷巨资建星级卫生间”、“上千万建校大门”不该批评吗？这种现象虽然按“比例”并不大，但却动摇大学的根本，使大学失去理性的方向和基本的是非判断，对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深刻且久远的。事实上，我国大学也曾有过不准批评的时期，但大学不准批评及大学批评能力蜕化的结果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小到大学，大到国家，接受批评的能力既是其有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其有开放性胸怀和品格的表现。大学通过接受批评而改正自己的错误，使大学得到进步和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大学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有批评和批判能力。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批评和批判能力，若自己没有批评和批判能力，以及接受批评的意识和胸怀，那如何培育学生的批评和批判能力呢？人们在教育子女时都知道“严是爱，宽是害”，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大学。

    对于喧嚣一时的建世界一流大学潮流，作者并不认为有多少必要或重要。如同全民为了身体健康而积极锻炼的风气重于任何金牌一样，我以为建设先进、文明的大学制度，建设纯洁、宁静、公正的学风、教风和校风，按照国际大学通例公开招聘或选举合格的大学校长，招聘有志于教育和研究的合格教师，维护对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大学规则，建设起能够让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寄托的大学文化，诚挚地引导学生做不投机取巧、不见风使舵的正派人，比建设任何一流大学都重要，都更紧迫。只要这样做了，则春种秋收，成为一流大学是早晚的事。如同蔡元培先生改造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辛勤耕耘，终有收获。

    伟大的大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是为社会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责任感的新人，是为社会开创一代新的风气和文化，是引领社会向文明和先进的方向前进，是对社会的文化和风气革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去追求一些只有局部意义的奖牌、项目或荣誉称号。所以，纯粹地强调所谓的一流大学建设，反倒容易使这种活动变质，堕落成功利化、形式化、庸俗化的活动，使我国大学失去真正进步的宝贵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