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对政策、法规、体制的调整，带来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其中引起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改变。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他为记者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分析了改革开放中政策的调整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走向作了展望。

    记者：为什么说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结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李强：“社会分层结构”是指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体系，尤其是从社会各群体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异的角度去观察，它们所形成的可以持续的社会关系体系。

    改革是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体制或规则的变化。比如，改革以前的农村只能是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可以“包产到户”，农民与干部之间、农户之间、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等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改革本质上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分层结构的视角更侧重于人们的利益结构、地位结构，也就是说将经济、政治、物质利益、社会资源放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些也恰恰是我国30年改革所涉及的最主要内容。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哪些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带来了影响和变化？

    李强：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制，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发生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记者：改革近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出现哪些最主要变化？

    李强：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改革近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就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户籍身份、工人与干部身份、干部级别身份和单位身份等)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

    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这表明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

    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占据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而只能与市场分享权力。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了变迁。

    同时，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档案身份”已被突破。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依据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记者：改革开放以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个政策带来的变化？

    李强：从理论上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属于“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的原则。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政策，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组政策群，在这组政策群的作用下，最终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国情下，政策变量给予分层结构重大影响的特点。

    对老百姓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是最容易理解的改革内容。我国的改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涉及到了党政军民学的各个方面。但是，最让老百姓体会深刻的、与老百姓过日子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这一政策。过去的政策是批判个人致富，这一政策是鼓励个人致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争取多收入、争取早致富成为广大老百姓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这项政策对于在亿万老百姓中启动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针对当时“均等化”的收入分配局面而言的，今天，收入分配的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也应提出适合今天局面的政策。

    记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关注。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

    李强：虽然各界在分析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时有所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承认，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偏高的。

    贫富差距是个十分复杂的事情，并不是简单地讲大小，就能评价的。如果说贫富差距越小越好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前，仅计算当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了。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情况是：生产效率与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在改革之初，中央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其用意在于通过刺激人们致富的心理，带动全民族的经济发展。所以，在研究贫富分化的问题上，也不能抹杀利益驱动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上的社会功能。

    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的差距拉得过大，两者之间的利益失衡，会造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于“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如果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社会各个群体都会不满，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又由于中央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重要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更加注重公平的措施，采取了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所以，可以预期，在未来的5～10年中，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会得到缓解。

    当然，从长远的政策取向看，如果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关系、就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税金调整、基础教育这五个方面的对策不可忽视。

    记者：在谈到社会分层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了社会分化也有积极的方面。社会分层变化中积极的因素有哪些？

    李强：从社会流动上看，有明显的积极因素。最近的一些数据分析发现，在影响地位和收入变化的因素中，凭个人本领的作用明显上升了，非个人努力的因素作用下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即教育努力越多收入越低，这种教育负收益的现象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终于被根本扭转。

    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第四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群体结构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在城市工业劳动力中，逐渐演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变时期，会产生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众多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会整体上升。

    社会团结的指数有所上升，这也是很好的社会现象。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出现政治、经济、技术、管理精英结盟的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