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里程碑与转折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两个月了，但人们对“后奥运”的议论并未停止。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其实，回头来看，每个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里程碑，都标志着某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1875年至1881年间，古代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法国人顾拜旦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他古代光荣的历史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此起步。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叙事体世界史《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序言中这样描述那个时代“主流文明”的自我感觉：
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
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
雅典的第一次奥运会标志着西方文明自信地成了这个星球的“主流文明”。
1900年法国巴黎主办第二次奥运会，这一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此役证实了“主流文明”的强悍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孱弱，标志着“主流文明”在全球的顺利扩张。这一年不仅打垮了中国官、民的抵抗，也让英国成为尼日利亚的保护国、美国取得夏威夷、英国赢得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这一年瑞典政府正式批准设置诺贝尔基金会，为推广“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设置了另一个制高点。
1936年德国柏林主办第11届奥运会，这一年德军违反《凡尔赛条约》进驻莱茵兰(Rheinland)。作为后发展国家，德国要挤入“主流文明”，必然与已经瓜分了世界的英、法、美等发生冲突，结果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战败的德国被迫签署《凡尔赛条约》，严酷的和约使魏玛共和国经济崩溃，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这使纳粹党于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政权。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至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1937年国民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1倍。这时“主流文明”中争夺生存空间的下一轮战争已经孕育成熟，爆发在即。
1964年日本东京主办第18届奥运会。战败后的日本被美军占领，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奥运会开幕前10天，世界首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通车，它标志着日本的社会转型。自甲午战争起，日本狂奔了七八十年，现在它与欧美已经相当接近，“脱亚入欧”的梦想就要实现。当年皇军“大东亚共荣圈”之梦，正在用“和平”、“经济”的手段实现，所谓“雁行战略”使日本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食品直至生产基地，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商品与资本、技术和机械。20世纪70年代，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和西德组成了“五国集团”，它事实上是“主流文明”的核心集团，日本是其中唯一的一个非欧美国家。“经济动物”日本开始得意地“说不”，甚至开始“购买美国”。日本人没想到，接着却是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十年”。
1980年苏联莫斯科主办第22届奥运会。这是十月革命后的第63年，勃列日涅夫主政的第16年。“主流文明”在俄罗斯面对的矛盾与其他国家相同：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包括：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不允许其他势力将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出去(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大国，应当承担大国的责任(我是家长)；
国际分工论：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产业分工(将外围国家定位于产业链的低端)；
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你的主权不能违背我的利益)；
国际专政论：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超过了一国范围，可以跨国实行专政(不听话就揍你)。
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只不过更粗糙、更霸道而已。1979年，阿富汗亲苏政权倒台，苏联出兵阿富汗，遭到广泛抵制，带累了莫斯科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8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该届奥运会。还有16个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有10个队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没有出场。两年后勃列日涅夫去世，11年后苏联解体。
那么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回顾中国在前奥运时代走过的道路。
“前奥运”的中国
百年前，1908年，伦敦举办第四届奥运会，中国无人参与。当时的《天津青年》一篇文章发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获得奥运会金牌？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奥运会？”今天，这3个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一年8月27日，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大清王朝批准了《宪法大纲》。大纲规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皇统永远世袭。然而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死，次日慈禧太后病死。随后不到3年，“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坠地，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时代。
这一年，山西商务局花了275万两白银，从英国的福公司收回山西的矿权；徐世昌电京：日人在辽源设立机关，各处测绘，勾结蒙旗；山东发生了抵制德货运动。为革命党走私军火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在澳门被清军查扣，日本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一再退让，导致广东群起抵制日货，葡萄牙则趁机要求占领比原租居地面积大30倍的中国领土……
这个时代的中国挣扎在内忧外患之中，救亡图存成了数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无数人为此付出了血汗与生命。直到1956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仍然忧虑着中国的“球籍”，到了20世纪80年代“球籍”问题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这忧虑的背后，则是奋力“赶超”，整个民族强行军般地奔向现代化，追逐“与国际接轨”，无论是选择苏俄模式还是欧美模式，都以行政力量动员一切资源“大干快上”，容不得半点思考、质疑与争论，因为“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主流文明”眼中，“中国”就意味着缠脚、“猪尾巴”、叩头、苦力；就意味着愚昧、落后、不可理喻；就意味着几千洋兵即可以打开国门直捣京师；就意味着狂热而无济于事的“拳匪”。而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悄悄地跻身世界前列，代表“主流文明”的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各国2007年GDP(见图一)，表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图一：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2007年GDP分布 这种变化深深地刻在西方社会的心头。以这轮反华闹剧中最显眼的法国为例，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其经济体量只相当于中国的17%。而当年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6艘就敢发动马尾海战，不到1个小时，就打垮福建水师，击沉军舰9艘、伤2艘，毁兵船十余艘，还顺带轰毁了福州造船厂，那是何等的神勇。两相对比，不难体会孤拔将军的子孙们酸溜溜的心态。
那我们的心态呢？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文明的冲突”。传统的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龛中，经过数千年的摸索积累起来的集体生存经验。这种经验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无限膨胀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的尖锐矛盾。它导致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留下了惨烈的历史记录。凝聚出了以内省、克制欲望、整体重于个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重于眼前利益等集体领悟，并将这种领悟渗透到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社会结构和学术理论中。
而由海盗与鸦片贩子带来的“主流文明”，强调进取性，强调优胜劣汰，认定“Might is right”。这样一个扩张性的文明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几乎处处相悖，“主流文明”看人，只看他是不是“适者”，“适者”才有资格生存。而这些“适者”在中华传统文明看来个个都是“贼匪”——破坏整体生存以谋私；中华传统文明要求人们做君子，而这些君子在“主流文明”看来迂腐、无能、虚伪。两相对比，强弱立判，迫使中国人力图从弱势文明中爬出来，投入强势文明，于是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字“接轨”——投入“主流文明”。
2008年的奥运会注定被历史认定为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度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赶超西方列强的历史。从经济总量看，我们前面还有一个美国，从人均量看，我们前面的国家更多。问题在于，别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是否还是我们无可置疑的赶超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战略目标何在？
为何“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当我们埋头赶路时，一个幽灵一直在西方社会徘徊，这就是“黄祸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该图是威廉二世请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的，该画描绘佛祖与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欧洲各国的守护女神，要她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
请注意：1895年是甲午战争的次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丧师、割地、赔款，朝廷昏聩，精英焦虑，广大国民则处于麻木状态。而此时英、法、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了“主流文明”，德、日正在崛起。强弱对比如斯，中国居然被视为最大威胁。
当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时，曾问道：“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实在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可惜后来这个问题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被人有意地掩盖了。到底为什么？这源于“主流文明”的内在属性。
“主流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作为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说白了，这是个资本家主导的世界，或用哈耶克的话，这是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所谓政府，不过是为资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看看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评价国家竞争力的准则，那其实就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准则。
而资本利润极大化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同时为了压低成本，也必须到外部去寻找廉价原材料。
对此，殖民者的后裔、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在《海权论》中说得直白：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这是《海权论》的核心思想，书中一切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于是我们看到，“主流文明”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同步：17、18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南斯拉夫战争直到如今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向外扩张需要将侵略战争描绘为正义事业，需要将被侵略者描绘为野蛮、邪恶势力。不巧，中华民族是它们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族群，又曾经是他们仰慕的神秘对象，自然要将你妖魔化，这种妖魔化自然会在它们的社会内获得共鸣。
回想一下当年德、日的崛起，遭到英、法、美全力遏制。德、日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奋力扩张，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实，这正是“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西方列强的繁荣、文明、优雅，是以全球广大地区的凋敝、愚昧、野蛮为必要条件的。不发达国家要与“主流文明”接轨，也想成为它们那样的发达国家，必将与之发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它不想打你又想打谁？除非它打不过你。
当年的苏联，在“国际分工”的理论下，将边缘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作为大俄罗斯的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在这个意义上，与欧美所为并无本质区别。结果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整体右倾，一个接一个地倒向欧盟、北约。倒是当年与苏联闹独立的南斯拉夫，没有向西倒，欧美只好发动战争来瓦解它，这样做的结果，给俄罗斯在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行动提供了口实——“你和尚摸得,凭什么我阿Q就摸不得？”
其实当年的中苏交恶也是同一背景：赫鲁晓夫希望控制中国的国防，以便保证中国充当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而毛泽东则希望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决不为了争取外部援助而放弃“自力更生”。
跳开对具体事件是非曲直的争论，我们看到“主流文明”中的先发展国家，只能依靠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和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当后发展国家的经济体量威胁到先发展国家时，当原来的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转过来要与先发展国家争夺外部市场和资源时，恐惧、敌视、遏制、破坏乃至战争几乎无法避免。
“接轨”之途
历史上每一个后来挤入“主流文明”的国家，无不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即使那些不可能与西方大国军事对抗的“四小龙”、“四小虎”，也被人家用金融洗劫搞得倒退了几十年。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接轨”与“赶超”，就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提的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主流文明”这个课堂绝不是传统中国的书院，不存在基于伦理、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别指望有人给你“传道、授业、解惑”。“先生”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利害判断。在这个课堂上当个“乖学生”，只能被“先生”玩死。苏联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先生”布置一份作业，叫“休克疗法”，学生乖乖地去做，结果做死了。学生死后，先生写了一份工作总结报告，叫《1999:不战而胜》。叶利钦下台后的俄罗斯，在“先生”眼中变成“坏学生”，专与“先生”作对，结果人气重聚，经济复苏。“乖学生”萨卡什维利要帮“先生”整治这个“坏学生”，结果被“坏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跑到“先生”那里去哭诉，“先生”除了空喊制裁外，束手无策。“坏学生”一瞪眼，说声后果很严重，“先生”连制裁都不敢喊了。
“主流文明”就是弱肉强食的文明，弱者拜强者为师，就像小羊拜老虎为师，哪只老虎愿意将小羊教成和自己一样的肉食动物？
从就业结构可以看出“先生”与“学生”的差异。美国2007年的就业结构见表一。
美国2007年就业结构（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劳工统计署网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 现在，中国靠廉价的低端劳动力参与竞争，结果美国最反华的势力来自其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群，而这个群体在美国就业结构中不到1/4。管理和专业职位在美国就业结构中居于首位，高达35.5%，是因为全球化将艰苦而低收入的职位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度了。美国人可以利用其金融、商务、专业、网络优势远距离“管理”全球的劳工，并获得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收入。美国视中产阶级为其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就业结构保障了其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地位。如果中国“接轨”到美国的就业结构，以两国人口比例，那我们的管理和专业职位须是美国的4.3倍。势必在这个领域里对美国中产阶级造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进而威胁到其社会的稳定。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如何看待中国？
于是，如果我们选择继续走“赶超”、“接轨”的道路，就只能依靠自己，就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准备”绝非泛泛而谈就可以完成，这种斗争肯定包括但不限于军事斗争，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主流文明”中，国防上的“边界安全”观念已经被“安全边界”观念取代——商业利益涉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覆盖到哪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其军事存在覆盖全球，盖因于此。“安全边界”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响国家生存的社会经济功能领域——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思想安全……
以金融安全为例，央行网站提供了国家外汇储备月度数据。导致外汇储备变化的因素很多，可以将其分解为贸易账户顺逆差与非贸易账户顺逆差。海关网站提供了2004年1月以后的进出口月度数据，据此我们可以算出2004年1月以后，贸易账户与非贸易账户的顺逆差(见图二)。
图二：贸易账户与非贸易账户的顺逆差 数据提醒我们，与贸易账户顺逆差相比，非贸易账户顺逆差更值得关注：它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贸易账户顺逆差，尤其是2006年10月之后，波幅急剧扩大，暗示短期内大量海外资金频繁进出我国。2008年4月到6月，短短两个月内，非贸易账户顺逆差就从历史最高点(顺差577.98亿美元)跌至历史最低点(逆差94.85亿美元)。2004年1月以来，我国新增的外汇储备中，来自贸易账户的占48.17%，来自非贸易账户的占51.83%。可见非贸易账户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地位。
非贸易账户种类繁多，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7年》，这一年外汇净流入最大的是“金融项目”下的“其他投资项目”下的“负债”；而净流出最大的是“金融项目”下的“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其他资产”。在报表中，“其他”是难于定义与监管的项目，“其他”的资金量份额巨大，表明了可预见性与可控性低。
非贸易账户下，巨量海外资金频繁进出我国，表明如果国际金融资本打算对我国发动金融洗劫，已经存在现成的操作渠道。
至于军事因素，看看烽烟四起的世界；看看“主流文明”环绕我国的军事布局；想想“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太平洋锁链”与中国的进出口通道；想想是谁在支持那些力图分裂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势力，就不用笔者饶舌了。
更要命的是思想领域，福特基金、索罗斯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之类在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影响之大、渗透之深，令人深思。福特基金会培训与研究部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翻翻我国大学教科书，很难不生出这样的印象：我们的“主流”学术界已经被“主流文明”根据它们的需要“洗脑”了。我们实在应该牢记宋人朱敦儒的话：“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减字木兰花》)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已经到了上瘾而无力自拔的地步。受制于此，国内宏观调控措施几无回旋余地。然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从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每桶原油定价一直在1～3美元之间，今天看来，正是这近乎白拿的能源，造就了“主流文明”的辉煌。而一旦中国也需要进口这玩意儿，它立马涨到100美元以上。这分明就是一个战场。
“主流文明”是一种“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文明，它只能容纳最强悍的少数人口建立起文明富足的社会，这少数人群有能力消费分布在全球的资源，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的文明富足以多数人口的愚昧贫穷为必要前提。
而今这套机制已经让美、日、德、法、英、意、加等7个最大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文明”的社会，他们总共才7.14亿人。它是否还能容纳13亿中国人进入同样的“文明”社会？
坦率地说，“赶超”、“接轨”是一条艰巨而风险莫测的道路，其代价几何，谁来支付，殊难预估。
“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选择”？
“主流文明”的核心动力是物欲。坦率的马汉从“主流文明”的视角将“爱财”视为一个民族重要的优点，认为这是它获得海权的必要前提，美国人就具备这种品质。阅读G7各国的历史，可知马汉所言不诬。中国人对此更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然而，这种特征要成为优点有一个必要前提：存在可供扩张的空间。一个欲壑难填的“文明”，必然会扩张到空间的边沿，感受到空间的制约。于是它面对两种选择：或者在现有空间内相互厮杀、争夺；或者突破现有的边界，发现更大的空间。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前者，所谓地理大发现是后者。前者导致整个欧洲生灵涂炭，后者导致印第安人、黑人沦入地狱300年。
由此我们看到亨廷顿讨论的“文明的冲突”之虚妄。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本质上不是源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而是源于“主流文明”的内在属性：贪欲指挥的强悍，或者用哈耶克喜欢的术语：财富控制的权势。
“主流文明”只有发展、进化、进步的理念，用系统动力学的术语说，它只懂得追求正反馈和指数增长。当年严复曾注意到：
“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
为何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明代以前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很少，可以近似地认为中华传统社会生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一方是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无限膨胀的欲望，一方是有限的空间与资源，这尖锐的矛盾导致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留下了惨烈的历史记录，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凝聚出的集体领悟包含内省、克制欲望、整体重于个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重于眼前利益，并将这种领悟渗透到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社会结构和学术理论中。
而发源于西方的“主流文明”靠炮舰政策突破了有限空间的制约，使自己“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扩张是“主流文明”得以生存的前提。其代价则是其他民族的衰败乃至灭亡。“主流文明”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理论将其合理化、正义化。强权即真理，于是强盗和鸦片贩子成了“文明人”，他们的受害者则成了“野蛮人”。
而今，“主流文明”的扩张遇到了不可能逾越的制约。今天GoogleEarth将整个地球都摆到了您的桌面上，又能上哪里去搞地理大发现？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地球这个人类寄居的“宇宙飞船”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封闭而无法扩张的世界。
在“文明的冲突”理论指导下，强悍的美国人已经搞得这个地球“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主流文明”只能将人类引向死路。事实上，现在全人类面临着“文明的选择”：我们是否有能力选择一个在封闭空间内得以长期生存的文明；换而言之，用生态学的术语说，人类能否从演替群落向顶级群落过渡？
面对强悍的“主流文明”，中国面临两难的选择。
其一是继续“接轨”，那激烈的冲突势不可免，而地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突？最危险的是对“接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只须按教科书上的标准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乖学生”，而看不清“先生”与“学生”的相对位置，意识不到“先生”的真实利益与愿望，意识不到被当做几何公理灌输的“主流理论”不过是“先生”卖的迷魂汤，事实上没有哪一位“先生”是依此而坐到太师椅上的。
其二是追求和谐共生，向顶级群落过渡。那途径何在？笔者不才，尚未看到相关的严谨学术研究。
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想明白自己的事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孙子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计篇》)
中华民族站在两个时代之交，道路选择决定了民族的未来。此刻“庙算”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