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三 贸易顺逆差构成
图十二 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图十一 银行系统存差
图十 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
图九 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的货币失衡
图八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图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中的资金
图六 工业、商业贷款与其行业规模的关系
图五 存、贷差
图四 城乡储蓄存款/资金来源合计
图三 现金投放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图二 货币供应量增幅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图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08年8月19日，摩根大通(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个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8月24日，《经济观察报》证实：高层的确在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目的是“适当缓一缓”紧缩政策，防止经济下滑。这一方案涉及的金额大约是3700亿元，其中包括2200亿元新增支出和1500亿元的减税计划。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仅仅8个月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尚在高位，宏观调控的方向就发生了转折，为什么？
两难之境
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逐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2001年1月开始(见图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呈明显的波动，相邻波峰之间、波谷之间的周期将近4年——这正是经济学家们讲的“基钦周期”。基钦观察美国和英国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发现其存在周期为40个月的波动。他用生产过多形成存货——从而导致生产下降——进而导致存货减少——于是生产再次扩张来解释这种现象。然而图一的数据却显示出，波动的平衡位置在加速上升。显示出可能发生通胀的态势。
控制货币供应量能及时防止通胀吗？统计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增幅自2003年中期达到峰值后，直到2007年10月一直在缓慢下降，而自2006年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加速上升。事实上2007年12月宣布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后，货币供应量增幅反而在上升。
观察图二的两条曲线，看不出货币供应量增幅变化能及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降。如果硬要寻找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可能的是2006年9月到2008年2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与2001年2月到2003年6月的货币供应量增幅上升相对应。如果这一对应成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有4～5年的时滞。换而言之，2006年9月以后的通胀是4～5年前货币发行加速的结果，而目前的通胀趋缓，则是2003年9月之后紧缩货币的结果，由此后的货币供应量增幅数据可以估计，今后的通胀率只能缓慢下行。而且由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货币供应量增幅的抬升，4～5年后还可能发生一次通胀危机。
这轮“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仅半年，通胀率尚在高位，却已有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2008年7月7日，浙江省向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办公厅等部门紧急报送调查报告《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该调查列举大量的数据与案例，表明融资困境已经危及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请注意，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非农就业最主要的场所，它的困境直接危及广大国民的生存状态。
收紧货币的结果是企业倒闭、国民失业，放开货币的结果是通货膨胀。无论收放，其效果均有时滞，社会均须持续承受痛苦，决策者只能忐忑地猜测、等待决策的后果，同时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主流”经济体是一个动态系统，其运行轨迹类似于弹道，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标准弹道”，它由各种“自然率”表征。实际弹道在标准弹道附近小幅波动。宏观调控其实就是一种稳定机制，以限制这种波动。现实中，这“标准弹道”却显示出不祥的走势，令宏观调控左右为难。这迫使我们深思中国经济系统运行的实际机制。
“转型经济”？
学界通常称中国经济为“转型经济”，无法用主流理论解释的现象自然都归结于“转型”，如2008年8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评论员文章《日本经济转型的借鉴》就称：
“当前，控制通胀以及防止经济过度下滑成为难以两全的目标，这令宏观调控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国式困境’中很大部分因素是经济转型所造成的……”
于是问题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现实——谁叫你还没接上轨、不合标准呢？不必去争论这观点是否意味着削足适履，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转型”的过程。“转型”意味着这过程前后经济体系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呈现不同的特征。国家统计局与央行发布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转轨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不过是实体经济的会计、出纳部门，因而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图三是现金投放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1995年以前，两者存在一定的同步性，控制现金投放量曾是政府调控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手段，而1995年后，两者显出各顾各的走势。可见对转型而言，199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转轨”之前，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国有企业手中，“转轨”过程中城乡居民存款在金融系统信贷资金来源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到1996年后升势停止，这个比重大体稳定下来。这表明，1996年后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结束(见图四)。
银行系统的作用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转轨”之前，我国的存款不敷投资之用，“投资饥渴”是当时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表现在银行系统就是大比例的贷差。“转轨”让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并于1994年发生逆转。此后存差持续扩大。到2006年存差已达存款的1/3(见图五)。
存差持续扩大表明，银行系统已经渐渐脱离实体经济。银行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工业、商业的贷款。图六表现出银行贷款在工业、商业中的地位变化。
历史数据表明，1993年以前，商业贷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60%到70%左右波动，而1993年以后，这项比例开始系统性下滑，1998年以后更是逐年高速下滑。至于工业贷款/工业增加值，1991年以前呈增长趋势，1991年至1998年在50%左右波动，1998年后系统性下降。
这一趋势被银行系统称为“金融脱媒”，视为“大兵压境”；而证监会的尚福林则视其为机遇，称要“顺应金融脱媒趋势，加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图六的数据显示，1998年是中国的“金融脱媒元年”。
据原经贸委国内贸易局的调查，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为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1998年则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达100%。到1998年底，扩大国内需求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
购买消费品并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靠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图七展示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的比值。数据显示：1980年这一比值为6.18，即一单位的现金存量在一年内对应于6.18单位的社会消费品购买。转轨过程中，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到1991年下降到3以下，此后8年经过一次接近正弦波的波动，于1999年起稳定在2.68到2.82之间。这表明消费与货币间的关系已经完成“转型”。
一系列数据表明，1994～1998年间，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转型，已经从科尔内描述的“短缺经济”转型为内需不足的“主流”经济，此后在这“主流”形态上运行了10年之久。用“转型经济”来分析当前的矛盾显然文不对题。
“主流”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图八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1998年以后，资本利润率稳步上升，从旁印证了我们经济体系的“主流”属性。
“利润极大化”
“转型”完成10年后，中国经济面对的矛盾已经全面转化，它们包括：就业压力、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中小企业失血、对出口的依赖、房地产与资本市场的疯狂、通货膨胀压力……笔者在2007年12月31日发表的《利润极大化与滞胀》一文中用数据和逻辑表明，这一切都源于“转型”后要素配置的首要机制——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
资本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社会公众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和就业机会不足，这又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总工资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后者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
这直接反映到货币发行量的构成中，流动中的现金(M0)主要支撑最终消费品的购买力，而准货币(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则需追逐利润。两者的比重持续下滑，表明了失衡的过程(见图九)。
从微观层面看，所有的交易都由利润推动，但这些利润最终来自消费品零售额。从资产角度看，各种金融资产都在追逐利润，但它们的背后最终是各类存款即准货币。图十是准货币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它说明了对单位逐利资金而言利润来源的萎缩过程。不到20年，利润来源萎缩了六成以上，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经商的人都在怀念那个“容易赚钱的时代”。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见图十)。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上述各种经济矛盾的深层根源，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宏观背景。
这样的机制导致了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原则有二：其一，限制资本的盈利能力，借以放缓矛盾聚集的速度；其二，用财政手段向大众提供就业机会，甚至直接提供货币补贴。这本质上是超额发行货币，以填补资本利润导致的需求缺口。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至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主张政府在进行公用设施建设时应实行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并作出不平衡预算来促使商品总需求的增加。从理论上论证了罗斯福的实践。
然而，长此以往，金融系统发行的货币将日见脱离真实财富，物价上涨不可避免。于是政府陷于应付失业与通胀的两难境地。
保驾护航
从各国的经验看，“主流”经济走到这一步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们在完成“转轨”后仅十来年就走到这一步。这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为利润极大化原则保驾护航。从3个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企业视角：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
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拉开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而广大国民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在各部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贵族化的金融体系靠行政权力垄断了从储蓄到投资的通道，而它只热衷于向大型企业注资，连理论上定位于农村的农业银行都是如此。《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
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的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其“积极营销和拓展”的对象是“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其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同时，广大中小企业却融资无门，只好靠自我积累，在资金链紧张时，就难免落入高利贷的陷阱。与此同时，银行系统却面对着持续上升的存差(见图十一)。从央行的月度数据看，存差总的趋势是扩大，即使在投资过热的2005年9月至2007年9月，存差也维持在32%左右，不见下行；本轮宏观调控后，经济降温，存差又重回上升轨道，到2008年6月已创历史最高纪录，接近35%。
这样的政策倾向使资本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和权力向大企业的管理层集中。广大国民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只好自生自灭，而他们的工资收入正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
地域视角：推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区域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质人口”、创建“××城市”(这××会随时变化，诸如“数字化”、“国际化”、“学习型”、“卫生”、“文明”、“绿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资本向大城市集中。
从全国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获得的资源远超过各地，促使这些地方志得意满地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随着这些城市的超前发展，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聚集，导致这些城市的两会年年讨论“控制人口规模”、“限制低素质人口”。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场景，使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群体，误以为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面貌，从而误导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因为他们主要住在这些城市。
上行下效，各省纷纷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作为发展战略，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向省会聚敛资源。曾经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让各地的城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盘，以至于被基层讥之为“市刮县”。
中心城市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前发展，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一个与欧美不遑多让，形象工程与政府建筑之奢华傲视全球；一个凋敝败落、污染遍地，学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风。当年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感叹：“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问题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欧洲”不过是这背景上的一块块“飞地”，而飞地上的人们却以“主流”社会自居，控制着国家的舆论和公共事务决策。
社会视角：推动资本向富裕群体集中
多年来，“亲商”成了各级政府自觉的政策选择，甚至“亲”到官商不分、官商一体的地步。“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以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客商)，让前官员化身的商人，以极低的代价将大量名义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私有财产，并立法保护之，称之为“产权明晰”。
结果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聚集大量资产，以实现利润极大化；而导致多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们数千年的古籍中，有两个词汇描述这一过程——“聚敛”、“兼并”，这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乱源。这种聚敛的效率有多高？看看历年的胡润榜就知道了。事实上，胡润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而许多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机制雷声大雨点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以前，学界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主流”经济中，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就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这几年，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见图十二)。这个比值的平衡位置显示出持续的加速上升态势。
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产能的需要，只好依赖海外市场。结果造成了巨额外贸顺差。
如果再考察这顺差的构成，恐怕会出一身冷汗，巨额的顺差完全是外资控制的加工贸易造成的(见图十三)。等于我们付出了环境、资源、劳力的代价，为外资生产它们在自己国内不能生产的东西，再运到它们国内。已有无数的报道告诉我们，在这笔买卖中，我们挣的加工费在最终售价中的比重微乎其微。
宏观调控中降低出口退税的措施使得中国的纺织企业叫苦不迭，迫使当局不得不放缓，可见我们的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保驾护航就这样帮助国内外的资本将我们的经济系统置于几无回旋余地的处境。对此，“宏观调控”几乎束手无策。
请注意各图中的平衡位置，它们表征着我们经济系统的“标准弹道”，如果它们显示的长期趋势不能扭转，这“主流”经济的“标准弹道”会将国家引向何方？沿着这“标准弹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够扭转这样的“标准弹道”？
朝花夕拾
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困境的？不妨先看看下面的引文：
“经常可见的小型家庭企业同大型公司企业并存——所有的企业按照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和使用水平差距很大的技术，去生产同样的产品。
“小型机器厂的经营者发现，为他的库存成品和应收账户融资去申请银行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个有特权的、持有进口廉价优质机器零件许可证的进口商，却能够按6%的补贴性利率，容易地获得外贸信贷。
“关税保护、进口许可证、税收特许权和低息银行贷款，一般只提供给少数的城市有特权者，从而在少量富翁和大量受贫困打击的穷人之间，又造成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
“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失业，与某些劳动技能的严重短缺同时并存。
“国内企业家握有投资机会，但难以从企业外部得到资金，因而不能利用这些投资机会。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以把投资机会廉价让与外国人的代价，来打破外源融资限制的一种形式。不过，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会受阻。模仿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变成了全盘引进。”
“国内金融命脉被阻塞，将会产生依赖外国金融资源的巨大压力……将产生一种倒退回殖民经济的危险，在这种经济中，依附外国的洋奴，能够以相当自由地进入国外资本市场的便利开展经营活动，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阉割国内企业的发展。”
不要以为这摘自对当今国内经济的调查报告，它来自1973年美国学者R.I.麦金农出版的一本书《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这些现象是麦金农当年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发达经济”时发现的。1988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一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笔者以为，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不至于重蹈覆辙。结果证明，我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我们既不缺前车之鉴，也不缺视野开阔、直面现实的学者，但我们却仍然走到了这步田地，那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
(注：文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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