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专攻社会主义国家各种体制的比较。
迄今为止，曾经到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访问和客座研究，1988年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FIA）做访问学者。主持完成“中国与国际组织：加入与适应的过程”和“中国与非传统安全”两个重大项目的研究。
“对于中国外交的研究者，2008年是一个值得记录和思索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
王逸舟同时还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经过30年的和平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恰当而立之年，当下的中国外交也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地上：这是一个视野远比过去开阔、风景看上去‘大美’的位置，但同时‘高处不胜寒’，很容易感受到过去不可能感受到的压力、危险与挑战。恰似NBA赛场上的小巨人姚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承受未曾预知的压力。这是进步和发展的一种特定状态，是封闭、停滞的时代不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王逸舟说。
和平发展走过30年
“中国的和平发展将被历史证明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前期最值得重视的国际现象。”王逸舟认为：“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走过了不同的时代。本质上，中国的演进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枝独秀，它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有力迈进的步骤之一。”
王逸舟说，处在当代国际关系曲折进步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转型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一样，处在渐进、有效和持续中。
首先能够看到的一点是，最近30年中，中国人对国际安全环境有了越来越积极乐观的认知，此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焦虑心理，逐渐被更加自信、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所替代。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基础；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展现了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增信释疑、携手共进的基本态度。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对国际时事非常关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现有立场的社会基础，体现了近几十年持续和平发展培养出来的大众心理。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就提到，从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5915人次。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
观察中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如国际金融合作、国际商务合作与国际能源合作，情况会更加显著。1997年前后，中国在与东盟对话过程中，提出“新安全观”思想，包含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等内容；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同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理解和交流的倡议；在与邻国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把它作为合作共赢的新发展观；在中国政府第五本国防白皮书里，不仅多次提到“国际社会”的概念，而且强调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坚定力量。
再次，现在中国的外交领导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针，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家们更加注重百姓的实际利益和需要，比如，更加看重“黄油”而不是“大炮”，努力学会招商引资、带动国人和货物“走出去”等新手段，同时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密切关注中国公民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虽然这些动向尚处于‘进行时态’，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外交转型无疑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不用说，思考和总结这些进步，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均有重大意义。”王逸舟说。
制度在不断创新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外交最重要的进步，就是社会的参与逐渐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
从建国初期的军人大使到现在的职业外交家，从捍卫新中国的主权尊严到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主轴，从神情严肃、给人以许多神秘感的活动方式到更加开放自信、国事安排与公众外交并重——在不同代际中国外交人的身上，可以感受到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发展也最神速的这个大国，从革命时期向和平时期、从“英雄年代”向“平民年代”、从“苏联模式”向“国际接轨”的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是在大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不知不觉实现的，近几年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引导下，更朝着精致有气质、高级和负责、独立又开通的外交大国方向过渡，展示着静悄悄却富成效的中国外交革命的历史画卷。”王逸舟说。
而其中最重要的引导因素，是不断增多、增强的社会性参与和部门间制衡造成的外交决策民主化进程。这也正见证了中国外交领域的另一大进步，即：整个外交的学习过程和制度创新在逐渐加速，中国外交的活力得到更多机制的激励和保障。
王逸舟介绍，正是在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外交部门与军方部门开始重视危机沟通与处理机制，譬如说与美国方面建立起联系的渠道；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等经济主管部委不定期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得以建立和加强；正是近几年中国公民海外遇险事故的增加，迫使外交部与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共同协作并强化了对海外风险的评估，同时建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是非洲在中国外交议事日程上重要性的上升，使得商务部、中央银行及外交部门设置了对非援助的部委联席安排。
在这些新的制度和规章建立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典型的反思过程、经验总结、学习安排和观念创新，不难感受中国外交人和外交工作的进步，不难见证中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精细化演变。
“这30年的中国外交制度发生的很多事情，是过去几代人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的巨变，是建立起适合中国和平崛起、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所需要的外交制度创新。”王逸舟指出。
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
采访中，王逸舟谈到了“外交理念”问题。他说，从研究者的角度观察，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效果显著、富有特色的国内进步，也造就了外交领域许多独到的做法和理念，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尽管在目前阶段远谈不上系统完备，但这些宝贵的创造及其启示也值得珍惜。”王逸舟说。
王逸舟将中国这些年的外交思想理论总结为10点：相辅相成的三大保障目标，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内在一致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特点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伟大外交转型。
王逸舟说，这些外交思想和理论，坚持了邓小平强调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向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对所有方向开放)，坚持了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外交方式的根本原则；如胡锦涛总书记概括的那样：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外交的深刻转型，无愧为当代世界的历史性进步之一，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王逸舟认为。
拓展新的空间
“走过30年的中国外交，不仅承载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盛名，也面对了新时期外部复杂环境的压力和挑战。”王逸舟认为，邓小平给当代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府和人民一样，都开始追求更加富足安康的生活目标，消费主义业已成为大众偏好，经济重心无时无处不在。
对于当下的中国外交来说，由此造成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经济发动机，各国和国际社会不能不正视它的力量与趋势，不能不考虑与中国的合作与协商，因而中国外交官经常被当成是经贸方面“牵线搭桥”的角色而颇受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也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动物”，不少外部势力把它当做某种威胁和负面因素，设法牵制、遏制它的生长与作用，从而事实上给中国外交及整个中国的形象抹了黑。
王逸舟说，中国外交人必须承认和应对一个现实，即在越来越多的外部看法那里，中国除了可怕的经济力就别无长物，这个国家没有在国际公共领域的其他方面提供足够令人满意的贡献，“东方巨人”的崛起(哪怕从军事上是真正和平的崛起)可能吞噬掉别国乃至整个星球的食物、生态及机会。“中国外交必须直面这种疑惑与批评，必须增信释疑、拨乱反正，用艰辛、漫长的努力，证明‘和谐世界’的理念并非只是宣传。”王逸舟认为。
2008年“3·14”西藏骚乱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反华示威抗议事件，集中体现在对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严重干扰上。
“这些通过媒体放大和传播的画面，令中国公众震惊，令许多人激愤难当，当然也给中国外交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即：如何冷静看待和应对外部各种反华声浪，不受它们的干扰破坏，按照既定的航标前进，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王逸舟说，“火炬受阻风波”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耐人寻味的问题。
例如，怎样概括中国外交发生的大背景？如何既看到积极的一面，也不忽略消极的一面？外交体制本身如何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在媒体、政界、公众等之间建立有效的工作联系？外交政策与外交体制之间可能存在哪些新的内在关系？通过对中国当代外交史的研究分析，具体指出，哪些是被我们的教科书遗漏的现象、哪些是没有得到充分说明的课题，它们各自对于我们思索上面提到的问题有什么帮助？面对不断涌现、日益活跃、形形色色的国际NGO，习惯于同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打交道的中国人，如何学会适应与应对新情况，我们的外交体制又需要作哪些调整？同理，面对日益增大的国际不确定性和危机突发事件，我们的外交人如何增强理解和处理能力，我们的外交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际治理理论和方法(及话语)？
王逸舟说，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它们从不同侧面证明加强外交学“新空间”、“新边疆”、“新高地”的探索的迫切需要。而站在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一定要有好的心态与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学会细致、客观、虚心地观察外部世界可为我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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