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就为国家自然利用和经济发展研究的规模和在国家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地理学能与中国相比。”

　　日前，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院士陆大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专访时作上述表示。

　　《科学时报》：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初期是什么样的状况？

　　陆大道：中国地理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创始人是张相文。张相文时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热爱地学的教育家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水利学家武同举等都加入了中国地学会。在成立的次年（1910年），学会即创办了《地学杂志》。1912年会址迁往北京。1934年，翁文灏、竺可桢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创办《地理学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为中国地理学会。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通过中国地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的早期活动，组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支地理学队伍，聚集了一批又一批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之中的一些学者成为开创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地质学的元勋，如张相文、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李四光、邹代钧、袁复礼、张其昀、王成组、张印堂、胡焕庸、黄国璋等，推动了我国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可以说，在上世纪初的40年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老一辈地理学家包括部分地质学家创立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其间，一批大学地理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并开展了地理考察及区域地理的研究等工作，也促进了地理学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竺可桢、翁文灏、胡焕庸、黄国璋、任美锷、李旭旦等，在地理学发展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竺可桢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大学地理系，系统地讲授近代地理学。1928年，他创办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1935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创办史地学系和史地研究所。

　　《科学时报》：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地理学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陆大道：1953年1月召开合并后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竺可桢为理事长，并连任3届。其间，中国地理学会发展迅速。上世纪50年代，各省区陆续成立地理学会或分会，60年代以来各专门委员会也陆续成立。

　　竺可桢同时任第一任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竺可桢率领一批地理学家，把握学科发展的国家需求和发展方向，在机构建设、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和措施。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1952年海洋之神8590vip地理研究所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一些重点综合大学建立了地理学系。竺可桢等提出地理学要贯彻“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1956年，开始制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竺可桢领导下制定的地理学科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我国地理学发展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向，特别是突出了重点为农业服务的基本方向。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海洋之神8590vip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

　　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特别是实施工业化建设的需求，满足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于认识中国自然地理、掌握基本国情的要求：竺可桢、黄秉维、孙敬之等分别组织周廷儒、马溶之、钱崇澍、吴征镒、侯学煜、张宝堃、文振旺、施雅风、沈玉昌、郭敬辉、赵松乔、张荣祖、陈述彭、郑作新、邓静中、李文彦、胡序威等大批地学科学家进行《中国自然区划》、《中华地理志》的编著和编纂。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科院组织了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大规模综合考察：由中科院院士宋达泉、吴传钧等参与领导的中苏联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由中科院院士周立三、周廷儒等参与领导的新疆、青甘、宁蒙等以及华南和横断山地区的综合考察；由中科院院士施雅风组织领导的我国冰川考察，等等。

　　我国科学家独立自主对青藏高原开展较大规模的考察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和我国杰出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等参与领导。参与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学者主要来自地质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动植物学等。一系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获得了丰硕成果，是中国地理学家对世界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这些以西部地区为主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地理学家是我国西部开发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在农业发展和农业区划研究上，周立三、吴传钧和邓静中等为响应中央的号召，从上世纪60 年代至80年代，对全国和各省区市的农业自然条件和农业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制定出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全国和部分农业区进行了等级体系的划分。1981年，周立三等主持完成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成果，是农业区划工作的主体部分。农业区划工作延续了20多年，吸引了全国研究机构和众多高等院校地理学者的参与，是贯彻地理学为农业服务方针的重要体现。

　　在大地图集的编纂方面，在中科院院士陈述彭组织领导下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1965）是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复杂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第一部大型综合地理图集。另外，陈述彭以及其他地理学者组织编撰出版了许多全国性的专题地图集与区域性的综合地图集等。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理学会通过召开各类学术会议，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推动上述工作组织实施。

　　《科学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界有哪些突出表现？

　　陆大道：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1980年之交，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经十年浩劫，在改革开放之初举行规模空前的学术会议，令许多历经波折的老地理学家欢聚一堂，倾吐对发展地理学的抱负和宏愿。“文革”后复出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习仲勋等接见了会议代表，与大家合影留念并肯定了地理学为国家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使代表们深受鼓舞。这次会议揭开了我国地理学新时期大发展的序幕。

　　此次会议上，选举黄秉维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85年换届连任至1991年。1991年学会理事会换届，同时选出4位理事长：施雅风、张兰生、陈述彭、吴传钧。1995年学会换届，吴传钧一人任理事长到1999年。1999年至今，由我连任两届理事长。

　　这一时期，地理学发展和研究的重大领域以及重大事件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中科院和若干大学的几百名地理学者走上了黄淮海的主战场，开展了黄淮海平原大面积治理与农业开发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实践，实施了地理学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体现了地理科学研究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方向。

　　在国土开发和规划方面，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理研究单位和大学有1/3左右的地理学家被政府委托进行区域性的国土开发战略研究和国土规划编制工作。在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国土开发研究和国土规划编制中，吴传钧、胡序威及东北师大教授陈才等在国土开发的方向、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国土规划的目标以及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地区政府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地理学方法上，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地理学即开始了技术革新。陈述彭先生开拓的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不仅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也对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外，以周立三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我国国情研究，发表国情分析系列报告，提出了建立我国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主张和建议，引起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形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及目前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刘培桐、章申、谭见安等一批化学地理学者，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污染源的调查、大区域环境背景值研究和地方病病因研究，开拓了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医学地理学，揭开了我国大规模环境污染治理研究、环境与人口健康关系研究的序幕。

　　水文和水资源学家刘昌明领导开创了水文过程和水资源研究，在农业节水研究中，开展以土壤水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农田水循环及节水调控机理研究，为华北平原实施节水农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王颖等河口和海岸地貌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研究，开辟了地理学关于海洋研究的新方向，也是世界范围内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

　　侯仁之、谭其骧关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了众多关于我国古代政治变迁、城池演变、战争、水利等变化的著作、地图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中国地理学也在走向世界。30年来，中国地理学家在愈来愈广泛的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也广泛参与当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型研究计划，并成为这些研究机构和研究计划中的活跃力量。

　　《科学时报》：回顾地理学发展历史，您觉得还有什么特别值得强调的方面？

　　陆大道：有三点应特别强调，其一，几十年来，对地理学基础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是两方面。

　　黄秉维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等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方向。学术思想早于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共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引领了中国自然地理学至今几十年来的发展。按照这一思想，中国地理学建立了实验地理方向和诸多的试验站、观测站，使我国地理学的研究获得了基地的支撑。

　　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指导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方向。他将人地关系的思想完整地引入到地理学中，阐述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其二，“以任务带学科”，是我国50多年来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地理学家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关于我国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农业发展方面的重大调查研究任务，包括大规模的地区综合考察，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区划，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国土规划和发展研究等。在这个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地理学应用价值和科学水平，也是大量分支学科发展和形成的基本动力。相应的，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科学资料，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三，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特别是在决策应用方面的价值大大提高。地理学家的工作促进了中国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地理学的方法逐步为社会所了解和应用，地理学的成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同。

　　《科学时报》：我注意到在中国地理学会的历任领导中，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人员占很大比重。在中国地理学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中科院地理所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陆大道：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里，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的挂靠单位，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中国地理学发展中起了非常明显的主导作用，即引领了全国地理学发展方向，牵头了全国性若干重大合作任务，一批地理学家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和二级学术机构的负责人。黄秉维、吴传钧、陈述彭、施雅风、周立三均是地理所的领导，也是中国地理学会长时期的领导。这其中：

　　黄秉维领导了地理所约32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长达12年，他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的 “三个新方向”，倡导了地球表层系统的研究和跨自然与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地理学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历史长河中，历史赋予了黄秉维仅次于竺可桢的重要地位。

　　黄秉维的主要合作者是陈述彭、吴传钧和施雅风，他们三人的工作和影响都是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意义。

　　近10年来，学会一直挂靠在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学会各项工作得到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为我国地理学科建设和中国地理学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