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

非常高兴今晚能和大家见面，也很荣幸有机会为大家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

今晚，我在这里作为美国第三古老大学的代表，距离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两所大学仅五十多英里。现今，英、美最著名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及耶鲁，更不用说哈佛、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及帝国理工学院，因其在研究、教育方面的领导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与赞赏。作为全球顶尖的大学，他们设立的标准受到国内和国外学校的竞相效仿；他们代表了“世界级大学”；他们成功推动了人类自然和文化知识的进步；他们为下一代学者提供最优质的培训；他们为各个领域未来的领导者提供了出色的本科及专业教育。

然而，我们都清楚，在这21世纪之初，东方正在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经济的发展，由日本、韩国和台湾开始，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后在中国大陆和印度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力量结构。东方崛起的各个国家都认识到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科研对推动提高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影响。1960年、70年和80年代，在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亚洲发展较早的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中学毕业后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他们最初的重点是增加学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并且成果显著。

现在，中国和印度，亚洲的两个发展中大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这两个新兴力量都寻求拓展其高等教育系统的能力。自199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建立少数“世界级”大学以跻身世界前列。这是非常大胆的目标，但是特别是中国，有意志和资源来实现它。这不单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中东地区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目标。

考虑一下这些近期的发展：

· 海湾国家花费数亿美元来建立美国、欧洲一流大学的分校，如卡塔尔的康乃尔大学和阿布扎比的索邦(巴黎大学)大学。

· 去年秋季，新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在沙特阿拉伯落成。它的基金为100亿美元，超过除美国五所大学以外的其他所有大学。

· 新加坡正在计划建立一所新的技术设计公立大学，及一所附属于国立大学的美国式通识教育学院。

· 中国政府为九所大学提供大量资助，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九所大学把自己称为C9——中国的常青藤联盟。

· 印度教育部最近宣布将建立14所“世界级”综合性大学。

今晚，我要讨论的是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可能的成果。鉴于中东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将只讨论亚洲。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趋势在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国际格局。如国际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美国、欧洲大学分校的不断增加，盈利性的校园和远程教育机构的出现以及世界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加强其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由于时间关系，今晚我没办法谈到所有问题，所以我仅分析在亚洲发展世界级大学的前景和结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要在今年春天出版的本·威尔达夫斯基所著的《头脑大竞赛》一书中会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全球化这个广泛的题目。

亚洲的目标：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战后亚洲发展的初期，人们认识到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和韩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从农业经济转型到生产业经济再由低技术经济转型到高技术经济的关键是他们拥有有文化，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迅速提升。日本的入学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占同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9%增长至90年代中的42%。韩国的入学率增长更加显著，从1960年的5%到90年代中已经超过50%。

在这一较早阶段，中国和印度则较为落后。至90年代中，只有5%的适龄中国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与孟加拉、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相当。尽管印度战后首先致力于建立一批国家综合性大学，接着又建立了小而精的印度理工学院，90年代的入学率仅为7%。

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庆典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中国将大力扩展其高等教育体系。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了这一目标。至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用于投入高等教育，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这项投入的结果十分惊人。在江泽民宣布后的十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

这样的扩展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拥有超过2000万大学生的中国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事实上，中国2000年以后中学后入学人数的增长超过美国中学后入学总人数。

要实现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目标，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入学率大幅增长，相较于日本的58%，英国的59%和美国的82%，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23%。由于考虑到一些大学学生人数的增长已超过教师的负荷能力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增长速度从2006年起已经开始减缓。过去十年内学生-教师比例大约是原来的两倍。即便如此，随着教师队伍的扩大，入学人数将会继续增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虽然印度的成绩并不像中国的那么出色，但是印度目标却同样的远大。印度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20年之内，它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经济保持增长，到2050年，它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保持增长，印度教育部长西鲍尔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把中学后入学率从12%提高到30%。西鲍尔的目标相当于在未来十年内使印度大学的学生人数增加4000万。可能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但是即使完成一半也是非常可观的成绩。

亚洲的目标：建设世界级大学

在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之后，亚洲主要国家现在将致力于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建设能与世界最好的学府相竞争的大学。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世界级大学是通过集合了在各个领域领先的学者和科学家才有了现在的地位。这同时也需要时间。哈佛和耶鲁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牛津和剑桥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两者均建成于1892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世界级一流大学的赞誉。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亚洲大学，东京大学，建成于1877年。

为什么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这样公开地表达要把自己的大学提升到这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认识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大学为基地进行的科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世界级大学为培养科学、工业、政府及社会人才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判断力来解决问题，创新和领导。

让我就每一点再详细阐述一下。虽然中国和印度目前仍处在可以通过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来竞争的发展阶段，但是最终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会被城市吸收，工资会开始提高。这种情况过去也在日本和韩国出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创新，没有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先投入市场，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多数新的产品和服务都通过对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而产生出来的。

粗略的讲，可以考虑以下这个问题：在1950年至1990年间，在日本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吸收时，日本经济增长比美国快速，之后则较美国缓慢很多。现在请考虑一下，如果日本有微软、网景、苹果和谷歌这些企业，日本的增长还会这样缓慢吗？我认为不会。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是美国经济能够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二十年内迅速发展的原因。日本落后则正是因为它没有创新。

亚洲新兴国家清楚地认识到，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中，建立本土科研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清晰认识在他们的国家政策文件和规划中都有所表达。他们也意识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科研是科学发现最有效的推动力，最终必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与经济相关的新技术。因此，他们想要建立能够处于科技前沿的研究型大学的意愿，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为时过早。以目前他们城镇化速度来看，中国在二十年之内就将失去其在生产业中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印度在之后十年内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因此，两个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在提高创新竞争力方面做出成效。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不止是科研能力。它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广阔视野的公民和能够独立思考、有活力的创业者。这是第二个使亚洲致力于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因素。特别是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大学缺少两个重要元素：多学科的广度和对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亚洲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高度专业化，同欧洲相近，与美国不同。学生们在18岁的时候选择一个学科或专业，从此就很少再学习其他东西。与欧洲和美国一流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和韩国的教育方式倚重于机械式的学习。传统上，学生们是被动的听众，他们很少在课堂上对彼此或是教授的见解提出异议。教学法注重对内容的掌握，而不是对独立批判思维的发展。传统的亚洲式课程和教育方式也许对培养工程师和中级政府官员非常有效，但是可能并不适合培养具有领导才能和创新精神的精英。

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培养了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同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担忧他们的学生缺乏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独立性和创新精神。他们担心专业化使毕业生们视野狭隘，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使他们缺乏想象力。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课程和教育方式来完善他们的一流大学。

建立世界级大学的条件：研究

在讨论过亚洲想要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之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建立世界级研究型大学需要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具备吸引优秀学者和科学家的能力。在科学界，这代表着一流的研究设施，充足的资金来支持研究以及优厚的工资和福利。中国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投入。上海的几所一流大学，复旦、上海交大和同济已经在过去几年内建立了全新的，具备精良研究设施，靠近商业伙伴的校区。在招生增长的同时，研究经费也同样增长。中国大学在吸引教师人才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90年代，只有10%在美国获得科学、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返回中国。现在这个数字在不断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在美国和英国已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被大幅改善的工作条件和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所吸引，回到中国效力。印度也开始在吸收海外印度人群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它还需要像中国那样在改进设施，提高研究经费和福利方面加大投入。

除了吸引师资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外，一个能够有效快速的分配研究资金的系统也对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在1946年一份名为《科学：无穷的前沿》的报告中，杜鲁门总统的科学顾问文内瓦·布什精彩地阐述了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基本原则。该报告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会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但是基础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通常在几十年之后才会体现，并且其应用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研究的当时所无法预料的。在50年代末期，当相干光的性质第一次被确定时，没有人能想象到激光将在几十年后被用于眼部手术。由于最初的发明者很难在纯科学的突破性发现中获得全部经济利益，私人企业通常对于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投资缺乏积极性。政府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布什1946年的报告所建立的国家扶持科研的系统和三个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一，联邦政府承担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首要责任。二，大学，而不是政府实验室、非教学性研究所或私营工业，是进行这一研究的主要场所。三，虽然政府决定投入到各个科学领域的总资金，具体的课题和项目独立于政治或商业立场，是通过严格的同行审查的竞争过程进行评估的，由独立的学术专家根据提案的学术价值本身来确定提案是否通过。

这个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有几条。它使正在接受培训的年轻科学家，即使是那些将来不长期从事学术工作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最领先的技术和研究领域。它使本科生有机会亲身体验科学研究的经历，而不是只在教科书上读过去十年科学领域的成就。它也意味着，能够获得资助的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而不是系里最资深或者最有政治背景的教授。

在东方，资助研究通常不是这样的模式。历史上，东亚多数的科研都不是在大学进行的，而是在研究所和政府实验室。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资金一般都用来资助应用研究的发展，仅有很小部分研发经费被用于基础科学。例如，在中国只有5%的研发费用用于基础科学，而在大多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这个比例是10%到30%。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美国在基础科学上投入的经费是中国的七倍。另外，通过同行审查批准经费的做法在东亚几乎很难被贯彻执行，有时 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一直以来，日本总是把大量的经费分配给最资深的研究者。尽管日本几年前承认应该通过同行审查分配更多经费，只有14%的政府非国防经费是通过竞争机制分配的，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73%。

另一方面，亚洲政府确实把增加研发作为首要问题。中国研发费用在过去二十年内增长快速，从1995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到200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个数字仍然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低很多，但是预计会继续攀升。中国政府已经定下目标要在2010年前把研发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2020年增加到2.5%。同时有证据显示，增加研究经费已经收到了回报。举一个例子，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学者在主要科学、工程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增长了四倍。只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发表量多于中国。

建立世界级大学的条件：教育

我们已经讨论了建立世界级研究能力的需要，下面我们讨论改革教育所必须的条件。我之前提到过，亚洲的目的是培养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观和创新能力。这使得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官员们更加关注美国那些在课程结构和教育方式上有别于亚洲的一流大学。

美国的本科课程模式日渐受到亚洲领袖的青睐。典型的美式本科课程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前两年尝试各种课程，然后决定一门在最后两年专修的科目。这种课程模式主要是基于两个原理。第一，大量接触多元学科能让学生建立新的世界观。这不仅增强学生在所选领域的学习效果，还为他们应对将来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做好准备。第二个原因是，相对18岁的年龄，学生在20岁的时候能对专业的选择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在此，我不希望过分强调这两个论点，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也并没有因为在18岁时决定专业而变得目光狭隘。尽管这么说，我仍旧对美国课程模式的价值坚信不疑， 因为它能够在拓展毕业生的视野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级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独立而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纽曼主教开始倡导通识教育的19世纪一样，今天的知识经济依然要求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掌握专业知识，而且拥有对所有新资讯进行透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耶鲁1828年报告》是一份对美国本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这份报告辨别了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内容’（furniture)这两个概念。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就是获得‘内容’（furniture)，在这万变的世界中没有永久的价值。想要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政治和学术领域的领袖，学生们需要的是‘方法’(discipline)，就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培养以上的习惯，需要配合一种适当的教学方式：要跳出让学生们被动学习和单向式吸取知识的模式，同时要让他们学习独立思考，学会组织和捍卫自己的论点，或在面对新的资讯冲击和有据理的批评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论点加以修正。牛津剑桥的个别辅导课程也许正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典范。然而，这种个别辅导课程属于劳动密集型制度，在亚洲几乎无法实践，更不用说在美国了。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互动讨论式的教学法。它以小组形式进行，鼓励学生表达和辨明自己的立场，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而不是盲从。即使当学生人数太多而不得不采用大型讲座的方式时，也会用这种小组讨论环节对讲座进行补充。美国顶尖大学的考试极少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相反，学生需要解决一些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或是从正反两面分析论点并提出自己的立场。

亚洲为了创建世界级大学，已经在大幅发展美国模式课程。北京大学在2001年建立了非专业类本科学院‘元培学院’，这项试点计划把一群最具才华的中国学生汇集在一个通识教育环境里。这群学生生活在一起，用两年的时间探索各种科目，然后决定自己的专业。韩国的延世大学也创建了一个类似的通识教育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创设了国大博学计划，学生除了研习自己的专业外，还修读跨学科单元进行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6年中，受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国一流大学跟耶鲁大学一直有着紧密的沟通与合作。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书记通过参与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学习美国大学的实践，同时也分享他们在课程改革，聘任教职人员以及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虽然我不能断言研讨班是直接原因，但这些大学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的确进步神速。在复旦大学，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多学科教育课程，然后再开始学习自己的专业。在南京大学，学生已经不需要在申请大学时选定专业，他们可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从60多门通式课程里进行选择，最后才决定主修的专业。

进行教学法改革比课程改革要困难得多。提供小班教学不仅需要学校投放更多资源，还要求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法来配合。这对于始终采取传统亚洲教学方法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印度和新加坡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受英式教育体制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教师们已经习惯于和学生进行教学互动。尽管困难重重，亚洲各国还是积极的地为此寻求方案，尤其是中国。中国意识到教学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加教职人员中有留学经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在海外学习期间亲身接受了非机械式教学方法。此外，增加相互交流的机会，让亚洲学生到西方学习或是西方学生到亚洲的大学进行体验，也会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成功在望

如上所述，在亚洲建立世界级大学的计划不仅仅需要资金和决心。要创建世界级的科研能力，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还必须严格以其学术和科研贡献为基础，而并非以教授的资历或政治因素为准则。要达到世界级教育水平，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意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另一个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集中资源。不是每所大学都有能力或需要成为世界级的顶尖学府。在一点上，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经验比较有指导性。在美国和英国，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多种机构组成的分化型体系，而综合性研究大学只是多种机构中的一种。在这些综合性研究大学中，政府的资助经费主要是按照各个学校的学术和科研贡献来分配的，这也就使得学校间形成差异，有的比较出色，而有的相对落后。在美国，资金的募集更加强化了这种分化的趋势。成功本身继续孕育成功，因为学校越强就会吸引越多的资助。相反，在德国，政府的政策刻意地限制学校之间的分化，采取无限制入学，使得所有大学的师生比例提高，把优秀的研究人员隔离到不同的学校，资源的分配以平等原则而非学术上的成就为基准。这些政策摧毁了德国大学在世界上的盛名。直到最近，德国政府才决定集中资源投放在3所重点大学上，以增强他们在全球大学中的竞争力。

日本和韩国吸收了德国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有得到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立大学，分别是东京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在日本，至少还有两所公立大学，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他们的名气仅次于东大，而远远高于其它所有院校。中国似乎也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1998年，中国选出了7所重点扶持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大，西安交大。在这7所重点大学里，中国政府更集中投放资源在北大和清华上，势必让他们成为全球排名前20位的世界级学府。同时，由于上海政府的倾力资助，位于上海的复旦和上海交大也获得了相当的资源投放。

印度的情况与众不同。早在20世纪5、60年代，印度政府就已经集中资源创建了5所印度理工学院。这些大学和近20年内又接连创设的10所学院在工程师培养方面都是一流的教育机构，但是他们无法在全球科研竞争中鹤立鸡群。印度政府始终没有系统性地为提高它的十四所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地位作出努力，这些学校存在着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现任的印度教育部长有决心创建世界级综合大学。但是，印度崇尚平等主义的民主环境限制了优秀大学的发展，因为这种理念使得资金倾向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学校，而学生和教师的筛选也更加着重于取得社会正义而不是依照择优的标准。两年前，印度政府宣布要在每个邦创设1所新的世界级大学，一共30所，这显然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最终，印度政府修正说要在每个至今还没有大学的邦创设1所新的综合大学，一共14所。然而，这和中国重点建7所，而在7所中又重点建2所的目标比起来还是有些不切实际。

考虑到海外印度学者在学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要在印度创建世界级大学所需的人力资源是具备的。至于印度社会能否承受吸引海外印度学者所必需的高额薪酬与社会其它阶层薪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还是未知因素。因此，印度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国大学在印度建校和创建有利条件让外国和本地私立大学能蓬勃发展。

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在一个方面还是比中国有优势的，就是教授和学生们在选择研究课题，以至于发表和检验一些比较异端想法的自由度上。这种自由度是创建世界级大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虽然限制在政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影响让自然科学的发展达到世界级水平，就如苏联的一些院校在冷战时期在数学和物理上所达到的成就。然而，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没有一所近代的综合大学能有此成就。

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障碍，最近也被讨论地沸沸扬扬，就是其独特的领导责任分配制度，由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共同分担，党委书记同时也担任大学理事会的主席。通常情况下，两位领导是能够有效配合共同完成领导任务的。但是人们担心这种决策体系可能会限制校长实现他的教学目的，因为副校长和系主任等高级管理层的委任都是由大学理事会决定的，而理事会的主席是党委书记而不是大学的校长。中国教育部目前正在试图解决这个有关大学治理的争议。

结论：一个正和博弈

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阻止人员、物资和咨讯流通的壁垒日渐消退，经济发展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亚洲国家将会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去创建一流的学院。假如亚洲的新型国家能把资源集中投放在一部分学院，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实现言论和探索自由，他们就能成功地创建世界级大学。当然，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而是需要数十年的努力，但是它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先例都要快。

西方世界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前景呢？是威胁还是机会？我非常强烈的认为教育的竞争，同全球化现象一样，是一个正和博弈。

请思索下面的这个例子。耶鲁最著名的一位遗传学家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位于纽黑文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实验室同时从事研究。另一位耶鲁著名的植物生物学教授也同时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研究人员来支持耶鲁的科学家，而与耶鲁科学家的合作提升了中国青年教授和研究生的技能。两方面都获益良多。

学生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也是一样。由于全球化增强了跨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交换学生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亚洲大学进步的同时，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也会受益更多。正如每个人都能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中获益一样，每个人也都从思想的交流中获益。最后，提高全世界的教育质量代表着培养更有知识、更有效率的人民。这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社会上最紧要的问题，如长期的贫困、疾病的泛滥、核武器的扩散、水资源匮乏和全球气候转暖的危险。拥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和领导只会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本文为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讲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英国伦敦2010年2月1日）

原文链接：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亚洲大学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