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0日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水声事业奠基人，院士、声学所首任所长汪德昭院士100周年诞辰。汪德昭院士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水声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汪德昭院士虽然于7年前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恍如昨日，他留下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仍然弥足珍贵。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再度走近这位科学巨人，回顾他充满传奇色彩、波澜壮阔的一生，探询他丰富的精神世界，会更加领略到一代学界宗师、声学泰斗殷殷的爱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谋划全局的统帅气质、诲人不倦的大家风范和幽默豁达的人生态度。汪德昭先生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寻求科学救国之路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这一年。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26岁的爱因斯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包括10年以后的广义相对论)建立了物理学中新的时空观，对物理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一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变革的开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开始了推翻封建满清王朝的斗争。

    幼年的汪德昭在成长的过程中，既深受现代科学思想的熏陶，又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刚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的汪德昭，耳闻目睹中国的积弱与贫困，以及广大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深受中国无产阶段革命的先行者、时任师大附中学生会主席的赵世炎的影响，萌生了献身科学事业、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

    1923年，汪德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开始了在北师大长达10年的学习和教学经历。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很快成为学校的高材生。毕业前一年(1928年)，就被校长张贻惠破格聘为物理系助教。随后，汪德昭一直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还兼任几所私立大学的物理学讲师。汪德昭治学严谨，讲课生动，又擅长动手做实验，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1931年10月初，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访问中国，先后在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多所大学讲学，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一天，汪德昭亲身在中法大学聆听了朗之万教授的演讲。朗之万教授的一句话“科学家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们负有社会的责任，要对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尽自己的义务”，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汪德昭，使一直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汪德昭下定决心到法国留学并且投师朗之万。

    1933年10月，汪德昭抛下挚爱的父母家人和结婚不到半年的娇妻李惠年，告别了自己生活了20多年，当时正笼罩在日寇侵略阴影之下的古城北平，登上开往法国的巨型外国客轮，开始了他人生旅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蜚声法国科技界

    汪德昭到法国后，几经周折，于1934年10月进入朗之万的实验室，按照朗之万的安排，从事有关大气中离子的研究。这是朗之万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从此，汪德昭就成了朗之万的研究生。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研究，以及对各种数据的分析对比，汪德昭决定在实验室里用人工方法创造一个可以控制的环境，从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系统地研究大、小离子的平衡态。他从一盘燃烧的蚊香中得到灵感，自己动手制造试验设备，经过多次试验，试验终获成功。

    试验的成功，给了汪德昭极大的鼓舞。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在1935年~1939年间，围绕大、小离子平衡态的问题，做了大量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很快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朗之万把汪德昭的论文带到院士会上宣读，受到了法国科学界的注意和欢迎，很快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刊登。

    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是在“空气中带电粒子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项研究中汪德昭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把几种方法应用于大、小离子的测量中，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他与导师朗之万推导出大离子的合成系数的理论，并且应用到低空大气层中，解决了多年的争论。1940年，汪德昭以这项工作作为博士论文的内容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并被评为“最荣誉级，评委致以祝贺”。

    1945年，汪德昭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法国科学院的“虞格”奖金(Prix Hughes)。1955年4月，在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凝聚核学术讨论会”上，平衡态的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现在这项理论已成为大气电学的经典理论。

    站在与纳粹德国斗争的前线

    正当汪德昭科研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国际局势风云突变，1939年希特勒突然进攻波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很快被拖入战争的旋涡。由于朗之万是反潜艇声纳的发明人，而当时纳粹德国的潜艇横行,1939年，朗之万实验室受命成为法国C.N.R.S.国防第四研究组。按照惯例，战时一切外国人都必须离开国防研究机构。但是，朗之万备加信赖汪德昭的才能和品行，破例把他留下，使他成了战时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唯一的外国人。

    朗之万把海军部下达给他的课题——“尽快解决主动声纳加大功率的问题”，交给了汪德昭，这使汪德昭有幸接触到了水声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也因此，使汪德昭与我国水声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日后开创我国的水声事业，培养和造就自己的水声科学研究队伍打下了基础.

    声纳是英语缩拼字“Sonar”的音译，原意是“声音导航和测距”，俗称水下雷达。它是利用水下声能来探测水中目标、状态的仪器或技术。声纳是朗之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明的。但是，“朗之万式”的圆盘状声纳换能器，探测潜艇虽然很灵敏，但因为设计的缘故，功率不能太大，否则会直接影响声纳设备的性能和寿命。郎先生让汪德昭想办法加大它的功率。汪德昭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最后巧妙地采用了一种工艺，使单位面积的功率大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声纳的性能和可靠性。后来汪德昭还受命研究了另一个国防项目——飞机场声波驱雾技术。由于法、英两国很快战败，汪德昭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

    法国沦陷后，汪德昭一直留在法国，依旧在朗之万实验室做研究工作。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一种特殊的方式，同仇敌忾，在敌占区与纳粹德国开展新的战斗。

    1940年10月，汪德昭的恩师、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朗之万被纳粹德国逮捕入狱，法国傀儡政府，也宣布撤消郎之万所有行政和学术职务，包括“院士”在内。为了抗议法西斯，汪德昭仍然把要发表的文章寄给郎之万，请他继续推荐发表。朗之万入狱后，汪德昭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恩师。逢年过节，他总不忘给朗之万写信，并想办法带去小礼物。

    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特殊贡献

    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七姨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卫立煌。卫立煌行伍出身，骁勇善战，曾追随蒋介石多年，是其手下的得力干将。抗日战争中，卫立煌因作战有功，很受美国人的青睐，从而遭到蒋介石的嫉恨，于1947年以派遣“出洋考察”为名削除兵权。

    汪德昭在法国以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通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卫立煌流露了追求进步、迷途知返的意向。并且希望汪德昭把他的想法转告给中国共产党，并取得联系。于是，汪德昭通过与苏联驻法大使馆的多次接触，取得信任后，把卫立煌亲笔写的代电，译成外文，转递到苏联驻法大使馆，苏联使馆又设法将电文转给了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对卫立煌的决定表示欢迎，表示卫立煌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应当自己选择并且利用当时的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1948年初，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长官。立即用密码致电巴黎，邀请汪德昭急速回国，到东北沈阳来帮助他工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后，汪德昭经过激励的思想斗争，毅然决然决定回国协助卫立煌。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国为老母祝贺80岁大寿”为名，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决心，辞去了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职务，退租居住了10多年的舒适住宅，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什物件，离开巴黎回到国内。然后，只身一个到沈阳担任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东北剿总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由于了解到握有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兵力的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当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呈摧拉枯朽之势，客观上使卫立煌缺少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的条件。卫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会意之后，顶着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迟迟不肯弛援锦州，造成了国民党的战败；卫立煌还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的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以此来实践自己的“代电”中的诺言。到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形势胜负已判。1949年4月汪德昭辗转香港，于1950年重返法国巴黎，仍旧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汪德昭的这样一段经历，在当时鲜为人知。就连严济慈、钱三强等这样一些极熟悉他的老朋友当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东北。对此，汪德昭平静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觉悟，但也懂得应当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在我那样的地位，都会这么做，不去考虑个人安危的!”

    受命开创中国水声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特别是在一些重点的科学技术研究方面，需要迎头赶上。在1956年初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出号召，欢迎留学外国的科技工作者回来参加建设。早就想亲自投身祖国建设行列的汪德昭，再也按捺不住他那颗科学强国之心，欣然命笔疾书，请命回国。不久，他收到回信，中央同意他回国。周恩来总理还转告他：“凡是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56年12月中旬，汪德昭一家人抛弃了在法国优厚的科研和生活待遇，取道瑞士、奥地利、德国、波兰、苏联等国，回到日夜思念的北京，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正在广招海外学子的海洋之神8590vip接纳了汪德昭，按照他归国前所从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水平，任命他为海洋之神8590vip原子能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第九研究室主任，兼任海洋之神8590vip器材局局长。在1957年5月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汪德昭同吴文俊、张文裕、张宗燧、钱学森、郭永怀等几位同样从国外归来、科研成绩突出的科学家一起，被增选为海洋之神8590vip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

    1958年，中央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决定，立即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在一些重要领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中央负责领导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自己的水声研究队伍，发展中国水声事业。

    水声科研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尖端技术。前苏联把它看得与原子弹的“真空阀门”一样，视为最尖端、最重要的保密工作。汪德昭回国后，虽说有服从祖国需要，去从事任何工作的心理准备，但要他从自己熟悉的大气电学、原子能应用领域跳出来，以年过半百之躯，去专搞水声研究，而且还是组织和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还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当时，我国水声研究，完全属于白手起家，既无成果，更无人才。一切都从零开始。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汪德昭没有丝毫地退缩，而是毅然地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此，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具体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航行。

    拔“青苗” 培养水声科研队伍

    水声学是近代新兴的综合性尖端科学，是当代诸强争夺占地球70%的海洋和保卫本国海防的重要手段。临危受命的汪德昭，认识到水声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于是马上撰写报告，向中央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高年级遴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水声研究。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科院参加水声研究，边干边学。人们把这一措施形象地称为“拔青苗”。

    这100名“青苗”开始参加研究工作的时候，多数人并不知道水声是什么？在连教科书也没有的情况下，汪德昭组织人员翻译俄文、英文资料、编写启蒙教材；重译柏格曼的《水声学物理基础》和秋林的《声波在海水中传播的基本现象》等两本教科书，使一大批水声工作者掌握了基础理论。在培训班上，汪德昭先讲了第一课。讲水声、讲水声物理，讲水声技术，深入浅出，非常清楚、非常形象、非常生动。同时，汪德昭甘当“工作母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从事科研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并归纳为“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自己动手”十六个字。汪德昭还经常以“老鹰捕兔”的故事，引导学生在选题上动脑筋，下功夫。汪德昭说，老鹰在觅食的时候，总是先飞得高高的，在高空盘旋，用它那敏锐的目光搜寻猎物。等到发现了目标，就会如闪电般地猛扑下去，紧紧抓住不放。一个好的科学工作者就应当像老鹰捕兔那样，在开始工作之前，先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寻找并思考自己工作的“切入点”。等到酝酿成熟，就要下大力气，紧紧围绕课题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这样就有可能做出好成绩。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造就了我国水声事业的灿烂群星，由他培养和带领的我国声学科技人才达到了近千名。

    实践证明，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参加水声研究工作，边干边学，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时间隔得越久，越能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大部分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汪德昭的学生张仁和、侯朝焕、李启虎已经成长为院士，其中更有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声望，有的甚至被外国人称为“世界级专家”。

    建立水声研究机构 明确发展战略

    我国从1958年开始搞水声研究以来，在汪德昭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筹备、充实、提高，一个综合性的声学研究机构已经建立起来，除了水声部分外，还包括空气声和超声等领域的研究，仍以水声为重点。汪德昭运筹帷幄，先后在南海、东海和北海各建立了一个水声科学研究站。声学研究更是朝气蓬勃地开展起来。水声学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如中国第一个大型水池，声学专用实验室，均已经完备，新生的科研力量已经形成队伍，群星灿烂，成果和论文不断出现。1964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声学研究所。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

    汪德昭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我国水声发展战略并获得批准，即：“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高到低，有合有分”。“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即先研究近海、浅海，后研究远海、深海。“由高到低，有合有分”：“由高到低”是指在声频率方面，先搞高频，再搞低频；“有合有分”则是指在进行海上考察或试验某种装备时，可以和我国各水声单位联合攻关，也可以独自进行。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汪德昭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汪德昭为声学研究所定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在世界声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声学研究单位。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要在世界声学研究这个大合唱中，中国至少要在几个方面处于“领唱”、“指挥”的地位。他坚持这个信念，颇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以致他的几位学生都说：“汪先生的事业心强，在科学院的研究所所长们当中是少见的”。

    在汪德昭及几任所长的带领下，声学研究所走过了40余年的风风雨雨，40余年来，经过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奋力拼搏，声学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唯一、世界少有的国家级声学综合研究机构，形成了环境声学与噪声控制技术、超声学与声学微系统技术、水声物理与水声探测技术、语言声学与语音信号处理技术、声学制导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数字音视频与宽带网络技术等六大优势学科，其研究水平和实力在国内声学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惯看春花秋月 笑对人生堪坷

    1966年，“文革”狂飙降临，年过花甲的汪德昭成了“横扫”对象，查封、抄家、擦便池、批斗、凌辱、体罚。空穴来风，罪名很多。

    在文革冲击中，汪德昭的声学所所长被撤了。声学所也被解体，一部分人留在科学院，水声部分人调到国家海洋局的第五研究所。汪德昭也到了第五研究所。

    眼着着自己亲手开创的水声事业面临毁灭性打击，汪德昭忧心如焚。有人劝汪德昭退休，遭到断然拒绝：“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怎么能退休!水声科研是我的岗位，我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干下去!”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汪德昭默默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仍然一心惦记着科研工作。一次，我国设在某地的水下新技术装置发生了故障。这个装置是汪德昭和他的学生们的劳动成果，但现在，已经靠边站的汪德昭不可能到现场去了。于是，他私下找到科技处的彭汉民同志，递给他一元钱，告诉他，一旦有结果，赶快给他发一个私人电报，通个消息。这就是汪德昭，一位潜心科研的老科学家身处逆境仍时时想着科学和国家的高尚情怀!

    一段时间，汪德昭被安排在群众监督下，整天做打扫厕所的工作，成了“厕所所长”。对此，汪德昭没有私毫怨言，默默地认真地完成这份新的工作，每天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针对一些年轻人“不拘小节”的习惯，他在大便坑旁贴出了拉水箱的“操作规程”，又在小便池上贴上纸条，上书“请垂直入射”五个字。汪德昭把科学术语用在这种地方，使人看了忍俊不禁，从心底里赞赏他的幽默，更敬佩他乐观旷达、笑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上书邓小平 重建声学所

    十年动乱，给声学研究所带来了三次体制上的变化：先是1967年划归国防科委领导；继而是1969年属海军七院；最后是1970年，声学所被拆散——水声部分划归国家海洋局，空气声学和超声学部分并入海洋之神8590vip物理所。

    “文革”结束，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这年的8月10日，汪德昭夜不能寐，彻夜疾书，给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请求邓小平帮助恢复声学研究所。

    汪德昭在信中，阐述了水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任务、作用，中国水声的发展历史，文革中，声学所遭解体、声学研究日益削弱、发展速度减缓、水声学的发展遭受挫折的现状，以及国际上的声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情况，最后“以一个党内科技工作者”的身份，郑重提出建议：“立即恢复声学研究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研究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服务”。在信中，汪德昭还婉言辞谢了当时有关部门准备让他当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任命，表达了一个大科学家“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审阅，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按照小平的批示，海洋之神8590vip和国家海洋局等都做了许多工作，重新将声学所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了移交手续。1979年1月，声学研究所召开复所大会，汪德昭仍被任命为所长。

    浮舟苍海天为伍 大海扬波作和声

    声学所重回科学院，再度出任所长的汪德昭立即投入科研第一线，他把目光直指海南岛南端的深海，准备进行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深海水声实验。

    当时，汪德昭已经73岁高龄，但是出于对水声研究的热爱和实验的重要性，汪德昭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亲自披挂上阵，远航出征。1978年11月6日下午三点钟，汪德昭踏上了出海的实验船，朝着预定的海域——西沙群岛东北海域——驶去。

    11月的南海，浪高涌大，汪德昭等科研人员乘坐的实验船又比较小，海风把实验船刮得像摇篮一样，船体摇摆达30多度，许多人都晕船、呕吐。

    在以往的岁月里，汪德昭历来以不晕船在同事中享有盛名；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有在海上作实验的天生素质。其实哪里有这么回事？!在许多时候，只是意志力的作用，使他坚持挺住而已。可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了。或许是毕竟年逾古稀、岁月不饶人了；或许是因为风浪太大，加之又有好多年没有出海的关系，……。总之，这一次汪德昭也呕吐了，而且吐得很厉害。然而他还是坚持着，不肯躺下休息。当大家发现他开始吐黄水时，为了他的健康和安全，同志们不得不连劝带强迫性地把他扶进了船长室休息。刚刚躺下，一个大浪重重地横拍在船身上，船身剧烈抖动起来，竟把体重近百公斤的汪德昭从床上抛向了空中，向桌子上冲去。幸亏随行的陈秘书反应机敏，纵身一跃，挡在了他和桌子之间，双手抱住了他的身驱，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四天三夜，汪德昭带领参加试验的科研人员，克服了风大浪高带来的种种困难，终于胜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了任务。可是，正当他们准备返航之际，又出现了更意想不到的事故——一直欢叫的舰船发动机突然停止了喧闹，原来是船舵失灵，无法转向了，舰船在海上随风漂流起来，而且从方位上看，正在不偏不倚的向着与回程相反的西沙群岛漂去。……一束紧急呼救的无线电波射向天空，得到消息的南海舰队司令部紧急派出救生舰艇，经过十几小时的搜寻，终于使实验舰船有惊无险安全返回港口。

    做国际水声学大合唱中的领唱者，不，是指挥者!

    复所后的声学所，在汪德昭的领导下，各个学科重新进入了原有的发展轨道。全所人员意气风发，忘我拼搏，成果累累。1979年一年内，就完成了近50项科研课题，其中获得意义重大的成果有14项。1979年的12月，声学研究所受到了国务院的通令嘉奖。

    30多年来，汪德昭指导他的学生们在水声物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完成了许多高水平工作。在简正波研究方面,声学所发表了“浅海简正波的群速度与衰减系数”的普遍公式,被认为是在国际上第一次在简正波群速与衰减公式中考虑了波束位移与时延。声学所在美国《声学学报》上发表的有关浅海声场的“简正波过滤”的论文被美国的博士班选为教材；美国的浅海声场专家克莱教授为此曾向其上级打报告要经费，表示也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他在报告中谈到：“目前世界上搞这个问题的有两个中心，一个在法国马赛，一个在中国北京”，足见他对声学研究所的评价之高。此外，在声场时空实验方面，浅海声场研究，深海声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特别是，声学所的浅海声场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不少著名的国际水声学家曾经表示，中国的水声研究可能仅次于美国。而美国Gould公司国防电子部的总裁则公开表示：在浅海声场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1986年著名信号处理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必治教授在访问声学所后，向汪德昭院士说，我看是国外到你们这里进修才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委员会在法国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到会15个国家22名代表，汪德昭是唯一的中国代表。议题是“到2000年海洋发展的目标”。会上，一位美国的海洋学家提出有一个海洋技术问题很重要，但是还没有得到解决。汪德昭听了，微笑一下，礼貌地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这位美国报告人的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地点，就在声学研究所。”声学所的研究成果和汪德昭的豪情与自信震惊四座。

    学界宗师 水声泰斗

    汪德昭是深受尊敬的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科学家。人们尊敬汪先生的人品和他一生在多个学科领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尊敬他热爱祖国，为发展我国声学事业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更尊敬他爱护后辈，满腔热情培养年轻一代科学家的高贵品德。

    1982年海洋之神8590vip在召开第一次研究生工作会议时，特别邀请汪德昭在大会上介绍了培养优秀研究生的经验。汪德昭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怎样培养研究生，发表了自己的六点宝贵意见：

    第一点，必须重视实验技术。实验技术的培训不能忽视，特别是数理学科方面。这样讲不是忽视理论，没有基础理论就谈不上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实验技术。第二点，实验要自己动手。实在不能亲自动手的大的东西，或重复性太多意义不太大的工作可交别人干。第三点，培养“拼搏”精神。培养研究生具有“拼搏”精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应该从各个渠道，各种可能性上重视这一点。第四点，研究生选题应该跟具体情况结合。以国家需要为导向。在研究生一入学的时候，就应该灌输这种思想要尽可能地把研究课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挂上钩。第五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研究生好比养花，要因人施教。主张导师必须严，对研究生以表扬为主，要身教言教。汪德昭指出，做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时，要经常结合实际和他们交谈，首先要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第六点，培养民族自尊心。我们决不可轻视自己，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

    汪德昭讲的这六点，正是他一生潜心培养年轻科技人才的经验之谈。也正是他多年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地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才培养了造就了一批我国水声研究的优秀人才，包括张仁和、侯朝焕、李启虎三位院士，几十名研究员，室主任，以及更多的高级工程师。他们在水声物理、水声技术和水声工程等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在国际水声科学界颇负盛名的科学家。

    淡泊名利 学界楷模

    据说，有一次居里夫人的朋友看到居里夫人的小孩在育儿床中将居里夫人的奖章当作玩具在玩，大为不解。居里夫人告诉朋友说：荣誉本来就是一种玩偶。不论“无名英雄”或“玩偶”，都使人们从中看到科学家重事业轻名利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人，汪德昭更爱“无名英雄”，这四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字更有一种奉献与牺牲的氛围。

    50年代，汪德昭是与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赵九章、李四光、严济慈齐名的科学家。但由于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特殊性，汪德昭逐渐退居幕后，不为世人所知，甘当开创我国水声事业的无名英雄。对汪德昭来说，个人的名利事小，国家的利益事大，这种信念，虽经文革冲击，九死而犹未悔。

    汪德昭经常告诫科研人员：我们攀登科学高峰，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要无数代人的前仆后继，希望青年人踏在老一辈的肩上去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他甘当人梯，造就出一批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全所的人凝聚到同一个目标的周围，使声学所人才辈出、成果累累。

    1984年，79岁的汪德昭从声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担任了声学所的名誉所长。虽然人已经不在岗位上了，他并没有给自己“放假”或“退休”；仍心系水声，和从前一样，继续关心着声学所的发展。用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汪德昭，是太恰当不过了。

    由于汪德昭很高的学术造诣和杰出的科研成就，荣誉也不请自来。1978年，汪德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恩博的“科学与技术知名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之一。1981年6月，汪德昭获得法语区声学家协会(GALF)颁发的最高级勋章。1991年秋，法国总统密特朗派遣科研和航天部部长居里安教授来北京，授予汪德昭“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此外，汪德昭还三次收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的来函，请他帮助推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1997年，因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汪德昭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技术进步奖。

    愿为人民鼓与呼

    汪德昭是一位大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社会工作的科学家。在1950年重回巴黎之后，汪德昭当选巴黎学生会会长，为巴黎的留学生和华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广大留法学生和华侨，与在法国的国民党特务和右翼人士开展坚决的斗争，积极宣传新中国，缝制了巴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开展为抗美援朝募捐的活动。

    1956年回国以后，汪德昭先后当选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的常委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为人民办实事，汪德昭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科大附中——现中关村中学，是汪德昭为解决广大科研人员子女上学问题倡议创建的。当时，中关村地区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科研人员大量增加，科研人员子女上中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使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条件、环境较好的中学，占用了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未能很好解决问题。这时，许多人想起了时任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汪德昭，纷纷单独或联名给他写信，请求他设法帮助，以解决后顾之忧。其中，有一封竟是由57位中年科技人员联名写的。

    收到这些信以后，汪德昭也非常着急。他深知，解决好孩子的上学问题是一件大事，既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的家长解除后顾之忧，也不至于过多地影响科研工作，对国家有利。经过他多方呼吁，中关村中学终于成立了。为了学校有好的教育设备，汪德昭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在建校初期还多次亲临学校向全体师生进行的亲切教诲。在汪德昭的关怀下，中关村中学蒸蒸日上，升学率逐年提高，现在已成为北京市高中示范校。汪德昭，这位倡办的创业者，成为中关村中学的名誉校长，深受全校师生和学生家长的爱戴与尊敬。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92年底，汪德昭在北京医院体检时，诊断患结肠癌。当工作人员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汪老时，他很镇定，并果断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方案，继续坚持科研工作。1998年辛勤劳碌的汪德昭，年届93岁时，因大腿骨折住进北京医院，骨伤痊愈后，本来准备出院。因为发烧38度，留在内科治疗。12月下旬，虽经多方治疗，他的高烧仍然不退。汪老在弥留之际，对声学所办公室主任柳天明说：“老柳啊，拿工作服来，我要做实验。”柳主任问：“在哪呢？”他指窗户说：“就在那里。” 1998年12月28日，深受大家敬仰和爱戴的汪德昭，做着“实验”离开了人世!他眼睛都没有完全合上，满面红光，神色安详……

    新华社沉痛宣告：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水声事业的奠基人，海洋之神8590vip资深院士、声学所名誉所长、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汪德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这是我国科技界特别是水声学界的重大损失。

    八宝山大礼堂里，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汪德昭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人们洒泪与这位我国水声事业的奠基人告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等，向这位人民的科学家敬献了花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闻讯后，也打电话对家属表示慰问。

    汪德昭虽然已经含笑九泉，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德高望重的学识品格、和蔼可亲的音容和相貌，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汪德昭在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的领导、支持和关怀下，开创的水声事业也将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