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新能源，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风能、太阳能、核能，而谈到同样作为新能源的生物质能时，人们却会联想到粮食安全等问题，认为其并不可行。

日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石元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人们的这种观点纯粹是受到了误导，生物质能在我国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被魔鬼化的天使”。

记者：您曾在许多场合推动生物质能发展，但眼下谈到我国新能源产业时，人们似乎更关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石元春：我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可再生能源中的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都是太阳辐射能转化的不同形式，它们各有特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比较起来，风能和太阳能的产品是物理态的电与热，生物质能的产品则是化学态的，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

风能和太阳能需要具备风电场和太阳辐射量等条件才能产出能源产品。目前全国技术可开发的风电资源是3亿千瓦，面积20万平方公里。而生物质原料分布很广，技术可开发资源量是风能的5倍以上。

同时，风能和太阳能产品储能性很差，生物质能的储能性好。风能太阳能发电很不稳定，生物发电很稳定。

作为发展新能源的国家规划，应当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几种新能源的特质进行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做到优势互补和综合发展，不能主观行事，有偏有向。

记者：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发展生物质能源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石元春：这是一种误解。即使生物质能源比较发达的美国，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也只是在发展初期。去年年底美国通过的《国家能源安全与自主法案》，即明确规定2015年以后玉米乙醇的产量不再增加，将主要发展纤维素乙醇二代生物能源，2022年产量将达到1.08亿吨。

中国最早用陈化粮生产乙醇，产量100万吨左右，消耗陈化粮约300万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06年国务院就正式发布了生物质能发展的“非粮”路线。主要是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林有机废弃物及利用低质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为原料，根本不涉及粮食和主要农田。

由于过去给人们的一些印象，以为发展生物能源会影响粮食安全，这是误解，我也希望媒体能多作客观报道，扭转这种错误言论。

记者：您认为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比较好的模式是什么？

石元春：生物质能的原料种类很多，产品种类也很多，地域差异大，生产规模宜以中小型为主。除希望国家大中型企业能积极参与投资外，也希望国家能大力扶持民营中小企业投身生物质能产业发展。

上月我曾考察了在沙地种植沙柳，将治沙与生物发电相结合的内蒙古毛乌苏生物能源发电公司，该公司的30兆瓦机组已发电上网半年多。

本月我又考察了长春宏日生物质燃料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的年产1.2万吨颗粒燃料的全套设备。该企业2008年承包了长春市的一家约4万平方米供热面积的四星级酒店，以颗粒燃料替代燃煤，热效率83%，节省费用50%。

这些民营中小企业都干得很出色，但也过得很艰辛，希望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多给予扶持。

记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特别是生物质能产业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石元春：我国发展生物质能产业，主要有三点优势。

首先是原料丰富。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从北温带到热带，生物质能的原料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年产能可达到相当于约9亿吨标煤。

其次是生物质原料的能量密度低，较为分散，适合中小规模的分布式发展，而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对发展生物质能非常有利。

最后是我国在发展生物质能方面具有较好的工作和技术条件，不存在技术障碍。

记者：您提出发展生物质能对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具体是指什么方面？

石元春：近10年来，巴西、美国、欧盟等在发展生物质能的实践中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经验，就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可以显著促进本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提供大量劳动岗位。

美国目前的200多个乙醇厂绝大多数建在农村，由农民自办，发展玉米乙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农民。

中国是个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发展生物质能可以给“三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工作岗位。

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得越好，农民一定越高兴。我是搞农业的，对此深有感受和信心。

所以，我认为对生物能切莫就能源谈能源，一定要与缓解中国“三农”困境紧密结合起来。作“新能源振兴规划”切莫忘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