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亦不能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至今尚未见底。
大学生就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什么影响?应对危机,国家、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各需采取什么行动?针对这些问题,院士叶大年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学生、家长:转变就业观念
叶大年认为,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社会上的就业岗位减少,这是客观事实;而主观方面,毕业生及其家长的就业观念存在误区”。
的确,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普遍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宁到东部争抢岗位,不到西部发挥特长;从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宁到大城市屈就,不到小城市高谋;从企业性质的选择上,宁到国企外企做职工,不到中小民营企业做骨干;从就业态度的选择上,宁可被动就业或不就业,不愿主动创业做老板。这就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择业预期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错位,出现了“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的怪现象。
对此,叶大年表示:“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是一种投资,应该追求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一般来说,对于学生和家庭而言,要考虑考生的水平如何,选择什么专业、什么地点、什么学校,投入的经济代价风险,毕业后就业的机会多少,薪金的多寡,今后的发展前景,从中找到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个人和家庭是如此,对国家办教育也是如此。
叶大年指出,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目标,否则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们现在的公平,追求的是起点的机会公平,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做到,要想获得结果的公平,是很难的。”叶大年说,“和谐不等于平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差异可以被普遍接受,社会就是和谐的。高级钳工做得再好,大概也不可能跟杨振宁挣一样的工资,但是如果高级钳工能拿到副教授甚至教授的工资,在社会同样受到尊重,那么社会上对高职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更加和谐,对国家而言,就是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
学校:各司其职、注重基础
学校方面能为大学生就业做些什么呢?“不同层次的高校,其培养目标不一样,但最终都要做到投入—产出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是学生和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学校不应盲目拔高,关键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叶大年说。
叶大年表示,像中国的“常青藤”九校联盟那样的重点大学,是国家需要的。它们实施精英教育,即按照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来培养学生。还有一些行业性重点大学,是培养行业精英的学校,也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行业性重点大学不能和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悬殊太大,过分强调常青藤学校,势必把行业性重点大学人为地排挤到一流半或二流大学的行列,对国家而言不是利益最大化”。
同时,叶大年认为,省级重点院校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为地方服务的人才,他们可以更好地在基层起作用,也是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而高职高专的目标主要应该是培养实用型的、工艺型的技术人员。
谈到技术人员,叶大年说,以前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来培养工匠,可如今这种培养机制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唯一可以教给年轻人技能的就是学校”。
叶大年表示,国家发展需要技能型人才,“瑞士名表不能靠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设计制作”。学生和家长应该走出“唯有读书(学位)高”的观念误区,国家应该给予高职更大的投入,给予技能教师更高的待遇。
此外,叶大年指出,大学的专业设置要宽,要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现在的专业分得太细,有些研究课题未必是好的研究方向,有的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方向。很多学生即使参与了学术研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叶大年说:“任何一个专业的大学生,都应该先把基础打好。然后,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特点与能力水平,给自己找好定位,在合适的位置获得利益最大化。”
政府:引导舆论、制定政策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叶大年认为,政府能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引导社会舆论和制定相关政策。
叶大年建议,除了制造名人效应外,应该给予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同时可以组织一些类似于“行行选状元”的活动,“这要比‘超女’、‘快男’之类的选秀,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更具意义”。
此外,叶大年表示,国家应该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国家应该安排相应的单位设置若干个与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实习难的问题。“实习一旦有问题,就会导致毕业生缺乏实践经验,而缺乏实践经验,用人单位就多了一个拒绝的理由”。
最后,叶大年提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他打了个比方:大学就好比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协和医院都是三甲医院,它们的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投给协和医院,对积水潭医院也应该给予足够的投入。“对个别几所大学加大投入,向 ‘世界一流’进军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高等教育绝不仅仅是向‘世界一流’进军那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