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物理学家、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现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

3月10日上午，陈佳洱在北京海淀区成府路上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接受了采访，他是专程骑自行车从家里来到单位的。78岁高龄的他对国家各项科技政策烂熟于心，对科学界的种种怪现象痛心疾首，对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心怀牵挂。

记者：今年两会强调，“要把科技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机结合”，我国目前基础科学研究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佳洱：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的未知规律，在认识世界中获得新知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的先导和源泉，也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摇篮。基础研究应沿着“学科前沿发展推动与国家需求牵引相结合”的道路发展。

我国正处在一个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在若干领域上有突破、有亮点，但总体上离一个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距离。

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它们是两个轮子，相互支持、相互转化。怎么才能加快技术创新？就是要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现在很多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舍不得投入，没有真正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成果应用的主体。

记者：前不久有报道说，有人打电话给您，说“我在某著名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你推荐我当院士吧”，这种现象说起来可笑，但其实并不孤立吧？

陈佳洱：确有其事。近年来科技界流行的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缺乏对研究工作的水平特别是对科学或社会进步贡献的深刻的质的分析，结果造成虽然我国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就是所谓SCI的指标已名列前茅，但实际创新能力不高的情况。

发表好文章当然值得鼓励，但是文章多并不代表贡献一定大。评价体系最重要的是要评价研究工作对推动学科发展或社会进步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贡献，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表文章多少、杂志的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人员或成果的高低。

记者：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有多重要？

陈佳洱：十分重要。如果没有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就不能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高等教育是培养青年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建立高水平的基地就需要做到“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有机结合”。现在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钱三强同志和他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大力帮助下办起来的。那时候研究所和高校之间亲如兄弟、互利双赢。我们第一届毕业生大多都成为国家原子能事业的骨干，还出了6位院士。近年来，由于无序竞争和功利化政绩观的干扰，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使得我国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结合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这种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一定要改革。

记者：什么是高素质人才？应该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

陈佳洱：高素质人才首先要具有先进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还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高层次的高素质人才。按韩愈的“师说”，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这里的“道”，在我看来，就是先进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些也是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培养高素质人才主要靠文化素养高尚和学风严谨、学术造诣深厚的教师队伍。

记者：近年来科研人员抄袭剽窃、追逐名利等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大家十分痛心。“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在科研队伍中弘扬正气？

陈佳洱：目前科技界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是商业文化对科研人员思想腐蚀的结果；从自身来说，源于他本人没有坚定正确的价值观。

科学就是要追求真、善、美。科学精神就是勇于探索、求真唯实、实事求是。一个好的科学家，要坚持不懈地搞研究，动力很重要。我经常讲，科学家最重要的是要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服务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点对科研人员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