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潘建伟曾在欧洲留学5年。十几年来，他在量子物理实验前沿屡有突破。政协会议上，他被对“量子通信卫星”感兴趣的记者们围在中心。

被问到科研文化的问题，潘建伟说，“我们比较追求近期的东西”。他举例说，在国内会面，别人首先会问：“你们最近发了什么文章呀？有没有得什么奖啊？”

媒体来报道，也只对潘建伟的成就感兴趣，不问他为何做这些研究。

潘建伟说，做科学首先是因为喜欢。而在“喜欢”的程度上，中国人和欧洲人有差距。他举了两个例子。

“有一年，我正好到奥地利一个山区度假，碰到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对中国人很好奇。”得知潘建伟研究的是“量子态隐形传输”，她说：“哎，我读过你的文章啊。我读得很努力，但没懂。”

这让潘建伟很感慨：“她一个八十岁的山区老太太，还保留着对科学的兴趣。当然她不一定去做科学，但兴趣是有的。”

“后来一次，我在海德堡大学医院里做鼻子手术。醒过来后，有个护士问：‘你是不是做量子态隐形传输的潘博士啊？’我说是。她说：‘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的研究呢？’”潘建伟说：“她干的是护士的事情，但对科学保持着原始的冲动。”

在国内，潘建伟基本没听过类似的问话。

从容的环境里，科研才能从容

“再讲深层一点。那次在山区度假，我看到当地农民等到晚上牛羊归拢了，就穿着山民的服装，各自拿着乐器，在小村的音乐厅里演奏。”潘建伟说，“在欧洲，这种情景随处可见。我的感觉是：可能在这种比较从容的环境里，科研才能从容。”

潘建伟说，他曾经有些自卑，怀疑“科学是不是只能西方人搞？”但他也反问自己：杨振宁，李政道和钱学森，还有后来的丁肇中、丘成桐、姚期智和崔琦等科学家不都做得很好吗？

“后来我想，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优秀的艺术，比如诗歌、京剧等。重建这些优秀文化，对科研人才培养会起好的作用，可能会有利于解决钱先生提出的问题。”潘建伟说。

“精英肯定是一对一教出来。”潘建伟说，他曾经统计过自己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要么其老师拿过诺贝尔奖，要么其老师的老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剑桥、牛津的导师制就很好。每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大量时间可以跟学生聊天。”潘建伟说，“创造性人才的出现，肯定是科研氛围非常好，学生不会沦为打工仔。”

被社会的导向左右，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潘建伟回忆自己考上中科大物理系的1987年，班上有7个高考状元。“当时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像如今，大家都去学金融了。”

潘建伟认为，无论是1987年还是现在，年轻人选择专业大多不是出自真正的兴趣，而是被社会的导向左右。“最有面子的专业，不一定是孩子最喜欢的专业。大家都去干同一件事情，好比森林里的物种很单一，这就麻烦了。”

潘建伟自感幸运的是：兴趣驱动他选择物理。“即使把我放在现在，我仍然会去学物理。”

说起对中国新一代的预期，潘建伟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今后一代人的成就无疑会超过现在。“1996年我出国的时候，想在中国建立实验室就是一个梦；而现在，我所在的实验室已经是国际上最好的之一。”潘建伟说，“这些年中国的科学成果已经越来越多，你们不也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