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两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记忆犹新。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代表团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一种政绩观，做科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既要重视做能直接应用于实际的‘显功’，也要重视做‘无用之用’之基础研究的‘潜功’，两者相辅相成。”周向宇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科技创新中，“有用之用”广为人知且从者众多，而“无用之用”却常被忽视。在周向宇看来，“无用之用”的科学研究，首要作用是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这已是“大用”，因为科学知识体系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

　　“基础研究的出发点，不一定是来自实际需求，甚至并无实用背景，表面上与实际并无关联，而纯粹是学科自身内生动力所驱动，它推动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完善和发展。”周向宇说。

　　但另一方面往往“神奇”的是，在当时看似“无用”的研究，未来会发现“很有用”。

　　比如：著名数学家香农发现了抽象的“布尔代数”与数字电路设计之间的联系。布尔代数来源于对人类逻辑思维规律可数学化这一莱布尼茨猜想的思考。又如：抽象的拓扑学如今在物理、生物、化学、医学以及药物开发等中均有重要应用。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令周向宇感到高兴的是，近两年，国家和相关部委对基础研究愈加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为了政策更好落地执行，周向宇建议，应从战略目标和重大需求的高度看待“做潜功”的基础科学研究：

　　首先，要营造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很光荣的社会氛围。国外一个关于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著名演讲中说，对自然科学、数学的研究以及对这些事业的培育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业。纵观世界科技强国，它们都十分强调并践行之。

　　再者，建议领军企业、科技重大专项强调并开展、加强针对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而非只是应用基础研究。比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初创到拆分前把基础研究作为三大类主要工作之一，香农以数学家的身份在其中工作并完成了基于基础数学、针对通讯需求的《通讯的数学原理》。建议企业引进相关的优秀数学年轻人才，以多种方式加强企业内及企业与学界的学术交流，使这些人才成长为联系学界与企业的纽带，以解决学界与企业的磨合问题。

　　此外，建议秉持“知新才能创新”的理念，在相关理工科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采取新举措，解决科技创新发展中创新型跨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这已迫在眉睫。以往对现代抽象数学与其它学科的深刻联系重视不够，相关的数学课程设置不能满足新时期的要求。建议开设符合时代要求、具前瞻性的现代数学精炼课程，让学生明白许多关联的奥秘有待发现；强调科学知识体系的探索是无尽的，鼓励学生突破“教学大纲”的限制、突破专业束缚，探索、发现抽象数学概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凡此种种为国家创新发展、丰富与发展科学知识体系、突破科技瓶颈贡献基础研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