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基础研究是科技实现自立自强的基石。

　　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依旧是短板。为补齐这块短板，“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那么，如何加强中国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中国科学报》采访了来自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三大创新主体机构的代表委员。

　　科研院所：优势很明显 张弛须有度

　　科研院所是开展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主体，而中科院又是基础研究的主要阵地。

　　“中国的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的院所和各个部委的研究院所等。部委的科研院所，更侧重应用，跟产业结合比较紧密；而中科院既有纯基础的学科，也有面向应用和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研究，研究人员数量多，学科比较全，便于学科交叉，这些都是中科院开展基础研究的优势所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说。

　　正所谓“事在人为”，要激发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创新实力，首先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同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周忠和表示，国家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政策引导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但政策支持不能过于功利，经费稳定、平台设备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青年人才生活条件等，都会影响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

　　他建议，“从0到1”的原始创新需要有基础、有支持、有氛围，应处理好“放”与“管”的问题；科学决策需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问题，重大科研项目要让真正的科学大家来拍板；此外，还需要全社会凝聚科学共识，提升科学素质，让领导干部和科学管理者真正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科技企业：不急功近利 落实好政策

　　近年来，关于科学家逃离企业以及学术与商业如何兼容的问题，受到舆论的持续关注。对于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责任与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志强有着清醒的认识。

　　“高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大有不同。高校是科学问题导向，回答的是‘为什么’（Why）的问题，而企业则是技术问题导向和目标结果导向，回答的是‘怎样’（How）的问题。”沈志强说。

　　他表示，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高校的基础研究会研究基因编辑技术为什么能高效率、低脱靶率地实现对基因组的大规模编辑改造，而企业的基础研发则研究如何高效率、低脱靶率地实现对基因组的大规模编辑改造，并将技术用以创制新细胞、新疫苗、新产品等，改善现有产品的功效，推动生物制造、疾病诊疗领域实现创新发展。

　　沈志强表示，他们与国内外1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加快研发创新速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对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他表示，这些政策将有利于调动企业的原始创新积极性。

　　“从事基础研究，没有定力很难见到成效。”沈志强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需解决好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对作出突破性贡献的基础研究科技人员给予专项奖励，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给予专项奖励，将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落实到位。

　　研究型大学：搭建平台 仰望星空

　　曾先后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工作过的全国人大代表沈满洪，如今是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在多家高校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了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和可能。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职能。相对于企业而言，高校更有可能仰望星空，做纯科学或纯理论的基础研究。相对于科研院所而言，高校的科学研究可以做到‘科研育人’和‘育人科研’的有机结合，‘科研育人’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培养人才尤其是硕博士等高层次人才，‘育人科研’是指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提出、探索科学问题，让基础研究绵延不断。”沈满洪说。

　　他表示，加强高校基础研究，一要通过支持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等措施，创造基础研究的学科平台；二要通过设立学科交叉基金，鼓励教师和博士生在学科交叉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三要集中力量建设科研平台支持基础研究，例如设立数学研究中心、纳米研究院等，集聚创新性人才，推进基础研究的重大攻关。

　　对于当前基础研究的激励政策，沈满洪十分认可，同时他也表示，政策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一是基于学科专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保证基础学科建设；二是基于基础研究的公共物品属性，加大力度设立基础研究国家基金；三是基于学科和科研差异性，推进科学研究的分类评价改革。”沈满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