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

　　“国家这几年对基础研究确实非常重视。”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袁亚湘激动地表示。他以所在学科为例说，“数学和应用研究”成为科技部近期部署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之一，“未来5年会投入15亿元人民币，这个力度非常大”。

　　不仅如此，从2019年至今，我国已设立13个国家级应用数学中心。

　　“这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不用再赘述，我们要进一步思考，‘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怎么将基础研究做得更好。”袁亚湘说。

　　“我国创新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突破转变，如何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基础研究质量和效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代表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引领未来 锚定基础研究战略导向

　　“我们的基础研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把构建引领未来的能力，作为我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战略导向。”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赵宇亮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同时要尽快改革我国基础研究行政管理和科研实施长期以来以“战术”应对“战略”的思维模式。

　　赵宇亮举例说，纳米科技是一个典型的底层科学技术，爱思唯尔的分析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学科共有960个最显著的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方向，89%与纳米科技有关。纳米科技辐射面很广，支撑很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创新发展，创新能力正处在需要发力超越的坡道上。

　　“我们希望国家实施持续稳定的政策，把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作为国策，把纳米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支撑国家前沿科技的底层技术创新发展的平台学科来建设。”赵宇亮说，从政策制定者到科学研究者，树立长期战略思维至关重要。

　　对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科院院士杨卫委员说，新时代的基础研究要突出动力性与支撑性、前瞻性与引领性、融通性与颠覆性。他认为，这些正是国家在制定基础研究相关规划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科技界一直在呼吁对基础研究有个总体规划。”杨卫说，正在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因此备受关注。

　　“要特别注意的是，给基础研究做规划要尽量解决几个难题：对成功率的判断、找谁来做规划、规划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检验规划的有效性。”杨卫说。

　　“基础研究的特点决定，我们很难对某个具体研究项目提出具体、详细的指标，或是预见其发展，所以，对基础研究的计划，应主要从规模、机制和能力上进行规划，比如再过十年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要达到多少，而不是详尽具体的科学目标。”杨卫强调。

　　投入年年增 “少”的部分怎么补

　　正如杨卫所说，基础研究投入也是科技界关注的重点。

　　在此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基本上增长了1倍，增长幅度是2位数，达到16.9%，2019年达到了133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首次突破6%。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1504亿元。

　　“尽管目前我国研发（R&D）经费支出居全球第二，但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相对较低。基础研究占R&D经费虽然突破6%，但和国际上一些科技大国和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吕薇认为。

　　可喜的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大幅增加投入，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将增长10.6%。

　　“要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吕薇呼吁，要适度增加财政R&D支出中的基础研究比例，特别要鼓励地方政府增加基础研究支出。同时，鼓励和引导有能力的企业增加投入。

　　在吕薇看来，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进入行业技术前沿，开展前沿技术创新迫切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她认为，一方面，应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的所得税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支出。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加强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扩大企业联合基础研究基金规模，鼓励社会力量直接捐助或成立基金支持大学、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

　　九三学社中央在《关于强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导向作用 推动企业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提案》中表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但仍存在精准性不够，导向性不清的问题。

　　该提案建议，采用更加精准、结构化的加计扣除政策组合，鼓励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50%，拉大其与企业试验发展75%扣除比例之间的差距，形成引导企业加大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明确导向；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等等。

　　科学评价 呼吁分类管理和稳定支持

　　吕薇还强调，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和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目标不一样，在管理上也要有所区别，要坚持稳定的长期支持。

　　袁亚湘院士对此深有同感。他说，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如数学、理论物理等）往往不适合组织大的团队，不宜写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通常很难得到大项目的支持。由于学科特殊性，基础学科需要在经费上得到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支持。

　　他建议，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应充分考虑各基础科学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做法。对不适合组建国家实验室的基础学科领域（如数学、理论物理等），建议根据其学科特点布局相应经费支持形式。

　　“选择少量高水平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给予长期、充足经费支持及充分学术自主权，将其建设成国际著名科研机构。”袁亚湘说。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委员同样强调了稳定支持的重要性。“比如说，对管理运行机制问题相对较少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应以稳定与提升规模为主，重点是要稳定基础研究的优势力量，保持基础研究总体向好的局面。”

　　考虑到国家重点实验室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的成功经验，现有规模与我国科技快速发展严重不相称等现状，周忠和还建议，未来5年，对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应当毫不动摇地给予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