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飞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杨元庆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

　　徐晓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付英波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赵勇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编者按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接下来的五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要如何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先进技术如何在拓展自身的同时又为其他领域发展助力？为此，本报连线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史浩飞，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以及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和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听听他们怎么说？

徐晓兰

集成电路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科学报》：尽管“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规模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核心高端芯片、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你如何看待芯片“卡脖子”问题？

　　徐晓兰：总体来说，集成电路产业分为民用类、商用类、工业类、军事及航空航天类，其中工业类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关系着整体工业体系的水平和安全，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半导体实力的试金石。

　　目前，我国高端通用芯片设计仍存在短板，如CPU、DSP、FPGA、存储器、模拟、功率等芯片长期被国外垄断。基础材料、精密设备、IP核以及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等产业支撑领域基础相对也比较薄弱，尤其是EDA工具的推广缓慢。这是因为工业环境通常比较复杂、恶劣，芯片需要在低温、高温、强干扰、强震动等极端环境中运行，对其可靠性、稳定性和制作工艺提出了高要求。

　　而且，除了技术原因外，缺乏高水平应用场景是影响我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类芯片水平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足够多的高水平场景与应用，在应用中不断发现问题，并逐步改进和迭代，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

　　《中国科学报》：在“十四五”时期，新基建步伐将继续加快，集成电路将迎来怎样的时期？

　　徐晓兰：随着“新基建”的推进，集成电路产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增长。我认为，应该围绕工业类芯片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高水平应用场景，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微和初创企业广泛参与的产业合作生态，共同推动集成电路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引导国产工业级芯片使用，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产业竞争合力。

　　《中国科学报》：未来集成电路应该如何摆脱困境，走上发展快速路？

　　徐晓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不仅起步晚，而且非常缺乏中高端的和有经验的技术人才。所以，我认为应该重视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在保证“量”的同时，也应当保证“质”的提升。具体来说，可以在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面向工业互联网边缘设备、装备改造等硬件制造领域的实际需求，采用实训、集中培训、“线上—线下”混合培养等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加大工业互联网硬件设计和制造等领域的工程人才培养力度，提升一线人员工程实践能力，更好地服务于集成电路产业。

赵勇

量子信息技术迎来突破关键期

　　《中国科学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及量子技术。这是自2010年以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第四次提到量子。你对此有哪些感受？对你的工作有哪些启发？

　　赵勇：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在“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无论是参与“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建设、研发量子卫星小型化可移动地面站，服务量子通信工程项目，还是为一些科学研究项目提供硬件、器件、平台上的支持，作为量子科技事业发展的一员，我们倍感激动，更觉任重道远。

　　纲要草案共计19篇65章，其中量子科技在5篇5个章节中出现，涵盖“十四五”发展环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军民科技融合等多个方面。因此我认为，“十四五”是承上启下实现量子信息科技深化发展、快速突破的关键时期。

　　当前欧盟和美国在量子科技发展上都有整体的地区、国家战略和法案等，从人才培养到成果转移转化等协同分工都有布局。我们要系统总结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同时，加强量子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提升量子科技领域国际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中国科学报》：量子信息技术目前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如何？在为其他领域提供支撑和帮助时发挥了哪些作用？

　　赵勇：我国在这一领域已处于国际前列。特别是量子通信技术在信息安全领域已有较明确的应用模式，规模应用能力逐步完善，已成为中国领跑世界的高科技名片。

　　围绕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的愿景目标，我国技术团队按照“三步走”的策略，基于现有光纤的城域网、基于可信中继的城际网、基于卫星中转的洲际网，逐步开展了一系列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部署试验及行业应用示范。

　　目前，量子通信与现代对称加密通信系统结合，能够为广大用户提供抵御经典破译和量子计算挑战的量子安全服务，对事关国计民生的政务、金融、电力等行业和领域的信息安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高度的战略价值。

　　《中国科学报》：基于量子信息技术的新基建将为我国未来带来哪些发展和改观？

　　赵勇：2018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建设”，被列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持项目；2020年“新基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量子通信作为“新基建”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北京、安徽、山东、重庆等地的“新基建”政策方案和项目计划中。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可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解决密钥安全分发难题，与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结合，成为信息安全保障的有力手段。

　　我国逐步构建完整的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体系，率先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金融、政务和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将助力于自主可控的安全信息生态系统建设。

　　《中国科学报》：量子信息技术目前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如何做？

　　赵勇：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第一，外界对信息安全需求的感知较弱，大部分用户乃至于经典密码学者对量子加密更是缺乏了解，对量子通信具有一定的“神秘感”和“距离感”；第二，量子通信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产业，现在技术达到了“能用”，但与用户和上下游的合作不够深入，必须推动信息安全行业和通信行业的更深层次融合，进一步提高兼容性和稳定性，才能更加“好用”；第三，量子通信需要量子网络建设和应用同步发展，只有随着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不断扩大，吸纳下游行业和领域的用户逐步具备条件使用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来保障信息安全，才能形成“网络建设—接入应用—网络扩容”的良性循环。

　　因此，在产业发展初期，网络建设和用户导入都非常重要。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国内外标准体系还不健全，也影响了一些高安全性需求客户的尝试。

杨元庆

未来五年科技企业大有可为

　　《中国科学报》：纲要草案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科技企业势必将扮演重要角色。在你看来，科技企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杨元庆：企业既是创新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与受益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集聚全球科研人才，深化国际合作，有助于促进科研经费投入、企业研发和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从而在推动企业技术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快实现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提升跨越，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十四五”时期，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加大研发投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行业龙头企业更要发挥引领支撑作用，积极构建技术创新生态，带动、促进中小微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科学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在“十四五”期间，要“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中国”，同时明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对于国内IT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元庆：运转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国内大循环的高质量运转是前提，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放、疏通供应链和创新链，打造具有品牌力、创新力的国际化企业，在双循环中充分发挥枢纽作用。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充分发挥新基建核心领域全覆盖和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的优势，积极通过“新IT”赋能实体经济，促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史浩飞

石墨烯材料应用极具潜力

　　《中国科学报》：石墨烯材料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帮助，目前石墨烯材料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状况如何？

　　史浩飞：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印发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对新材料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先进基础材料，如有色金属材料、先进化工材料等。第二类是关键战略材料，如先进半导体材料、新型显示材料等。第三类是前沿新材料，如石墨烯、超导材料等。

　　我国在石墨烯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基本上与国外发达国家同步。在过去五到十年间，石墨烯产业在材料制备技术上取得较大进展，尤其在是规模化制备技术生产上。

　　就目前石墨烯应用领域而言，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功能复合材料，也就是石墨烯和其他材料进行复合，用于提升原有材料的性能。现在，石墨烯材料的应用产品大部分集中在该方向，如散热膜、防腐涂料等。二是光电子器件，这一应用目前处于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攻关阶段，未来比较有前景。第三类是微电子器件，目前还处在比较前沿的研究阶段，还有不少科学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目前石墨烯材料应用前景如何，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史浩飞：基于石墨烯等材料的碳基光电子学或电子学研究，是很好的一个前沿方向。去年，我们团队基于石墨烯材料研制出了宽波段的光电探测器，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潜在应用领域很广。

　　目前，石墨烯作为碳基电子器件和光电子器件的关键材料，在新一代器件的应用中表现出很好的潜力，但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很多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需要突破。

　　《中国科学报》：政府工作报告对你有哪些启示？

　　史浩飞：作为科研人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科技创新的表述让我非常振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阐述科技创新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进一步明确，在“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这在以前尚未有过。而且，7%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意味着科研经费投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速，5年下来是很可观的。

　　其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加10.6%。也就是说，在2021年以至“十四五”期间，国家层面的研发投入进行了大幅度增加。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使科研人员能够沉下心来，致力于科学探索，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接下来，我们团队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将之前的方向做深，更多地解决科学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另外一个就是围绕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梳理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付英波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是重大机遇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人工智能对其他领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支撑作用？

　　付英波：人工智能（AI）这艘产业旗舰正在驶向更深的蓝海，相关技术更为深刻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和产业的场景中。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各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效率和智能化程度，如飞轮般带动各要素相互作用，良性互动不断向前演化。

　　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带来先进生产力主要围绕三个着力点：一是推动AI产业化，用AI夯实数字经济的底座；二是促进产业AI化，推动AI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三是加速AI治理，推动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来到下半场，不仅需要互联网应用层嵌入更多的“互联网+”技术，更需要AI生产力的底层系统，如城市级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为更多的产业与行业赋能，实现数字智能化。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人工智能新基建将为我国未来带来哪些发展变化？

　　付英波：从中国经济交出的“成绩单”来看，新基建功不可没。在新基建浪潮的推动下，AI、5G、云计算交织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场景、新行业和新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力点。

　　作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是1到10000的过程。它突破了传统基建模式，以技术发展为原点，以此衍生出大量新场景。新场景的涌现也在激发人工智能企业把目标聚焦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需求”上，将新基建与传统产业融合，并不断降低应用门槛，加速新技术、新应用在各种场景的落地。

　　以我们的探索为例，在推进人工智能新基建的过程中，以算法和数据构建底层系统和底层技术，打造人工智能生产力平台，并开源其深度学习框架，不断降低企业算法开发和使用AI技术门槛，打造产业生态，实现AI产业落地的场景突破。

　　虽然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可以看到，令人欣喜的改变正在智慧城市、智慧物流等领域生根发芽，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中国科学报》：纲要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多处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各产业融合的内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界人士，你对此有哪些感受？

　　付英波：纲要草案对于人工智能乃至更广泛的数字技术相关产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同时对于各个产业和实体经济分享数字技术红利，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中国科学报》：“融合”一词多次出现在纲要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你对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作何理解？

　　付英波：以我所在的行业为例，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合，是“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的重大机遇——人工智能企业要在各个物理空间里，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要将人工智能注入到各个产业应用场景中，并不断沉淀与迭代，最终实现其智能化。

　　展望得更遥远一些，物理世界将被完全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一定是基于场景空间、以人为核心、软件硬件相结合的网络。实现完全数字化后的物理空间将大大提升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人，释放出人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有代表建议“鼓励传统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引导科技创新型企业提前参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对此你怎么看？

　　付英波：树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样板的做法值得鼓励。建议聚焦业务需求迫切、信息化基础良好的领域，加速解决方案落地，遴选典型案例示范推广，着力推动产业创新数字化、生产运营智能化、用户服务敏捷化、产业体系生态化等数字业务发展，支持智慧园区、智能管理与服务、智能产品与装备、智能供应链与物流等领域先行先试的行业用户。

　　《中国科学报》：人工智能领域距离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还存在哪些挑战？有哪些破局之道？

　　付英波：首先，AI算力不足限制政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目前AI算力成本高，企业开发AI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费用，城市主体和传统企业部署AI应用也需要大量投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城市和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造成智慧城市不“智慧”，AI技术红利得不到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难以在各行各业快速推广开来。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通过打造“新一代AI 生产力平台”等做了积极尝试。另外，我认为还需搭建新型AI人才体系。一家AI企业不仅要有AI技术研发人才，还需要大量具有行业经验的人才。为此，AI企业需要搭建新型的人才机制和体系，确保不同类型的人才相互融合、良性互动，从而实现技术到行业解决方案的快速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