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教育、科技、人才并列，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考量。

　　“科技需要人才，教育培养人才——教育、科技和人才，这三者既是统一的，又是互动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俞书宏对《中国科学报》说，“怎么统筹好三者关系，共同形成合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支撑，是值得全社会讨论的话题。”

　　“科教脱节”阻碍人才培养

　　“说到‘三位一体’，我们现在确实有点欠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说。

　　徐星认为，我国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教育，乃至后来的工作阶段，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我想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小学以应试教育为主，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而做科研是一个发散性、探索性的实践过程。这两个阶段很难顺畅地过渡。”他说，“相比之下，欧美国家这方面的问题不那么明显，他们整个教育阶段的理念架构、能力培养，与科研所需要的人才培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储备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则变得越来越关键。徐星建议，我国的基础教育应适当减少知识点，把重心更多转移到思维能力的培养上。

　　“要想真正打通各个教育阶段，就需要从整个体系上进行改革。第一是在中小学教材设置上增加科学类内容；第二是在课程上，从单方面的知识输入转变为互动式、开放式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三是改进中考和高考方式，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中考和高考指挥棒不能作出调整，就永远改变不了中小学的学习方式。”

　　“我的感受是，现在的基础教育‘内卷’很厉害，很多青少年的兴趣、求知欲、探索欲，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增加都受到了压制，这对创新性人才培养非常不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荣根说，“高等教育的问题则在于各所学校趋同化严重，缺乏特色，这对人才培养也不利。如果所有大学都向着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发展，有可能会弱化专业的培养。”

　　蔡荣根认为，基础教育应该加强理科教育和科学教育，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提升基本的科学素养。与此同时，在诸如普高和职高等教育分流中，应当建立合理的体系和正确的价值观，既要避免潜在的科研人才过早流失，也要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在教育体系里各有所学，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科学教育须“关口前移”

　　“我选择来大学工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在学校多培养一些年轻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说。

　　今年3月，黄勇平刚刚从科研院所调到上海交大。“我一直觉得自己喜欢教育，喜欢与学生交流。”他说。

　　说起学生培养，黄勇平如数家珍：“我认为，首先是老师要爱学生，要让学生体会到你的严格要求甚至严厉批评是真的为他们好。其次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的性格、兴趣和能力有很大差异，老师要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给予他们发挥所长的空间。再次，要让这些学生尽快掌握独立思考、独立实验和独立总结的能力。我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国内外交流的机会，我发现这些学生与优秀的同行交流后，思维马上就会变得更加开阔、活跃。最后，我会鼓励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这不仅能帮助新生成长，也能巩固高年级学生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优势互补，对科技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即便如此，黄勇平还是觉得不够。每年他都会与新招收的学生进行深入交流，激发他们对科研的兴趣。根据他的经验，如果学生对科学缺乏清晰的认识和兴趣，将会影响他们的成长速度。这会给他们的成长和导师的教育教学带来一些困难和困惑。

　　黄勇平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没能让他们尽早发现自己的特长、树立自己的志向。他希望能帮助更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认识自己”。为此，他不仅来到上海交大任教，还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提出了做班主任的申请。“领导告诉我，今年的班主任名额已经满了，但我未来几年还会继续申请。”他笑道。

　　俞书宏也强调了科学教育“关口前移”的重要性。近些年，他参加过不少中学举办的科普活动。这些活动常常是给中小学生展示一些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装置，希望孩子在玩耍中萌生对这些新兴科技的兴趣。

　　“我感到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教育做得还很不够。”俞书宏说。在他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是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热爱和热情，是引导他们自发思考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以及未来希望去做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在中学和本科教育阶段完成的。”他说。

　　创新培养制度

　　俞书宏认为，当今时代最需要的科技人才，是复合型、交叉型的人才。这类人才不仅需要懂很多不同学科的知识，还要擅长融会贯通，能够与其他领域的合作者优势互补、共克难题。在实践中，他发现这类人才非常稀少。

　　“这可能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有关。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是在研究生入学之初就确定了导师。但国外很多学校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招进学生后，先让学生到不同课题组去见识不同的研究方向。此后，再与导师双向选择，最终确定一个研究方向。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但目前国内许多高校还没做到。”俞书宏说。

　　他希望国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进一步完善，以更为灵活、开放的体系，培养更多从事交叉研究乃至更复杂科研任务的年轻人。

　　徐星则观察到，近年来，国内的各大高校普遍在加码科学研究，而许多科研院所则日益强化教育功能。

　　“这是一个不错的现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认识到了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徐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