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的战略谋布，而系统集成、制度支撑又是其中关键。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此次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将视线聚焦于如何更好地以制度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他们抛出不少可借鉴的创新举措，譬如面向新兴产业设立新工科、增加核心关键技术考核权重、鼓励支持博士后掌握选题自主权等。

代表委员们认为，这些散落于不同条线、不同部门的创新试点值得鼓励。下一步要注重如何进一步实现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撬动放大其创新效能。就像“搭积木”，不同条线各自积攒了成熟制度经验，关键在于如何巧妙搭建起互动交融的“创新网络”——让制度架构起网络，创新资源和要素在其间流动交互、广泛触达、精准滴灌，从而跳脱出瓶颈桎梏，迸发出更多意料之外、创新成果。

到头部企业身边办新工科，组建跨界“天团”

新技术新领域，想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传统线性研究往往很难奏效。而跨学科组队又时常受到绩效考评、知识产权归属等因素制约。如何有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复旦大学官宣了首批4家新工科创新学院，分别是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计算与智能、生物医药工程与技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技术学院。所谓新工科，即孕育培植新质生产力的交叉学科。其区别于传统工科的最大特点是源头理论尚未被完全验证存在，需进一步追溯研究，找到科学新发现。

“发挥基础学科优势，到头部企业身边办新工科。”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力解释，这些专业充分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和若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加速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对高校而言，学科结构调整只是“外科手术”，更难的是如何促进现有学院专业进一步融合创新。金力建议，积极布局扎根校内新型研发机构。以复旦大学为例，已在校内创设“学科学术发展中心”这一新型研发载体，牵头协调学科间的创新互动交流。目前，这些校内实体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已超过专业院系。

搭好架构，还需引进一批有意愿主导跨学科课题的创新人才。他发现，学校引进这些“鲶鱼式”创新人才后，不少教授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组群互动，创新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科研机构也不缺乏类似探索。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许保云直言，科技创新工作需长期投入，也需科研人员的长期坚守。从“一次性技术转让”到按约定比例享受长期收益，通过推动科研机构与产业化平台深度合作，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收益可支撑科研团队持续围绕同一领域深耕。她也建议，针对一些填补行业空白的创新成果应建立定向补贴机制，引导更多创新主体向前沿尖端领域、“无人区”发起冲击。

增加关键技术考核权重，为企业创新打分

与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各类主体相比，企业拥有区别于高校、科研机构的独特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海洋之神8590vip上海分院院长、分党组副书记胡金波认为，企业可将科学发现的信号和市场信号同频叠加，瞄准市场需求背后的科学问题。结合研发资源、市场资源，以更快速度、更大力度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他认为，在制度层面，国家可以提供优惠政策、资金扶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降低企业基础研究成本，为企业家的科技探索提供宽松的环境。

也有代表认为，可优化创投行业税收政策。比如，在上海试点实施“持有期越长、税负越低”的税收政策，支持创投企业对硬科技企业长期持续培育。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兼航天产品部主任施华君看来，国资国企的创新活力往往囿于考核指挥棒，激发科创活力的呼声日涨，调整相关考核比重迫在眉睫。施华君以航天科技领域举例：“嫦娥登月”属于重点任务，支撑该任务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等各类系统研发创新都至关重要。重点任务的考核比重提升，环节中涉及的各种“支线”任务也会相应得到更多“分数”，从而激发创新活力。“以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国家科技发展，要为国家安全起到支撑作用。定位之变也在倒逼着考核调整。”

他也提出，如何判定重点任务、拆解“支线”任务还有待在实践中继续打磨。相较于航天科技领域的“显性”重点任务，汽车领域等国资背景的企业相对较难定义重点任务以及相关的科技创新。“计算机的智能部件往往在整个工业产品装备中占比不到5%。但若没有它，整个装备就是一个‘铁疙瘩’，关键零部件的创新分量、比重怎么算？”他认为，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对重点任务的考核进行分类、分级，更精准地激发创新活力。

制度磨砺“慧眼”，掐尖“顶流”科学家

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战略人才，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如何抓好“建设战略人才力量”这一重中之重？这需要识才的慧眼、用才的胆魄、聚才留才的环境等，这些背后，能稳稳发力的还是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海洋之神8590vip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特别有感触，“国家鼓励引进一流人才，但我们也要有能识别一流人才的慧眼，不要错失未来的‘顶流’科学家”。

如何练就识才眼光？沈志强认为关键在于抓好博士后质量，严把博士后入门关。他认为，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实施数十年，国家出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提升待遇、完善保障。但同时，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都符合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标准，还需更严格地“掐尖儿”。换句话说，强者只有在旗鼓相当的环境中，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才干。

他建议，要强化博士后的独立研究者身份。“国家在政策方面可以对博士后要做什么给出更清晰描述。比如应当鼓励并保障博士后科研选题自主权。”博士后阶段的青年研究者正处于基础研究的黄金时段，年富力强且创造力澎湃。大好时机应给予大把机会让他们勇闯基础科研“无人区”。他建议在政策体系层面，不妨明确博士后独立自主的地位，给予其自由探索的空间。同时要有相应约束机制，不能不产出科研成果就不让博士后出站。

“博士后不仅是科研参与者，还要逐步培养其组织领导能力，并朝着领军人才方向发展。”沈志强建议，要给海内外青年科技人才更多机会“准入”，让科研氛围更国际化。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有了共识，他们建议：譬如放宽海外青年科技人才居留和准入条件。建议在部分重点高校、科研院所试点进一步放宽博士后招生年龄限制，不设置超龄人员比例限制等。

（原载于《文汇报》 2024-03-05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