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一切，都凝聚着党的恩情！我希望永远年轻，多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赵淳生

　　病床上的他，一只手在输液，另一只手用来写字翻书。他的心里，装的全是超声电机。

　　这是病房里的日常。2001年，63岁的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淳生接受了肺癌手术，切除了一叶右肺，又摘除了胃部肿瘤连同三分之二的胃。

　　这份对超声电机的“痴”，终于让妻子忍无可忍。

　　“你现在还在干这个，你到底要命还是要超声电机？”

　　“我两个都要。”

　　赵淳生的字典里仿佛只有“科研”二字。1938年11月，赵淳生出生在湖南。“1岁多时，父亲就参加革命，后来牺牲了，9岁时母亲也生病过世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祖母。我靠砍柴、放牛挣钱生活。”这段清苦的经历，让赵淳生分外感激党给予他的一切，“解放前，地下党支持我读完了小学。解放后，我又在政府帮助下读完了中学、大学，并在不惑之年有机会出国留学。我从心底里感激党、感激国家，这是我搞科研最大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看到国内所用的电动式激振器都从国外进口，赵淳生立志突破束缚。44岁的赵淳生一头扎进电动式激振器的研制中。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他不气馁，硬是靠着一股子拼劲，研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电动式激振器，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他还发明了高能激振器，先后研发了4个系列的激振器。这些激振器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进入国际市场，并为我国长征系列火箭模态试验和歼8系列飞机、运十二飞机和直升机的全机共振试验作出贡献。

　　靠这项成果，吃吃老本就可以舒服过一辈子的。但赵淳生并不这样想，他永远都在追求更高的目标，不断突破自己。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外访学的赵淳生从一场超声电机的讲座中得知，日本的超声电机已经用在照相机上面了。麻省理工学院两个系都在研究超声电机，航空航天系想用到火星探测上，电机和计算机系想用到机器人上。

　　“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超声电机！”广阔的研究前景，令赵淳生兴奋不已，他将原定的两个研究方向调整为超声电机技术，“我出去只是为了学习，我学到的，一定要服务于我的祖国”。

　　1994年，他提着箱子回到祖国。“当时没有启动经费，我向系里借了15000元，买了一台台式计算机和一台简易打印机。一名硕士生、一名博士生、一名博士后，加上我一共4个人，一头扎进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不分昼夜地工作起来。”

　　经历多次失败，1995年12月17日，一台被称为“行波型超声电机”的原型机成功地转起来了！这是我国第一台能实际运行的超声电机。又历经多年不懈攻关，2013年，超声电机终于应用到“玉兔号”月球车上，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将超声电机应用到外星球的国家。

　　“工作是一种乐趣，可以延长生命。”康复后的赵淳生身体硬朗，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他对着镜头笑言：“我还要坚持健身，搞科研！”那份对科研事业的挚爱，隔着屏幕，也能感染人。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21-09-19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