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认为，认真总结这一事业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搞“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经验，在今天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些经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文仅就怎样坚持、继承和发扬这些经验，并与深化改革中所创造的新经验结合起来，开创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新局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觉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是不小的，应该说，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但是，当前的科学技术工作，存在着多头、分散的问题。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现代化的。所以，我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变成实际的力量，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第一生产力”。在这里，过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就有现实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件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那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牺牲地干。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具体代表是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他们是怎样组织领导这项复杂而又艰巨任务的？回想起来，他们就是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那套办法。他们把那套经验，有效地应用到科学技术工作中来了，从而取得了很大成就。具体做法是：（1）有一个总的指挥。这个指挥是代表党和国家的，是有权威的，说话算数的。（2）技术上也有个总的指挥。这就是总设计师，每一个型号都有一个总设计师，当然，还有副总设计师。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为总设计师服务的参谋机构——总体设计部，没有总体设计部，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是无法工作的。（3）有一个有效的组织调度系统。因为一项研制计划，不是一定下来就准能实现的，一有变动，就应马上反映到生产组织工作中去。所以，生产调度，或者叫组织调度的机构和它的负责人是非常重要的。

从前的这一套系统工程经验，现在是不是还适用？我觉得，从原则上说是适用的，并且应该发扬光大，但是，今天国家在改革、开放，我们要把这些成功做法，放到当今的具体条件下来加以考虑。譬如说，生产调度问题，从前是靠行政命令，说一不二。现在光靠命令就不行了，主要靠经济手段，要择优、订合同等等，这就复杂多了。如果对老的一套生产调度很熟悉的人对今天的这一套不熟悉的话，那就要重新学习了。另一方面，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工作也更复杂了。因为现在要科学地决策，考虑的不光是科学技术问题，还会涉及到国内外经济甚至政治问题。所以，今天当总设计师、总指挥的人，知识面应该比过去宽广得多。当然，无论从生产调度、总指挥，还是从总设计师的角度讲，老的那一套虽然是好的，但也不能照搬。时代不同了，有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的同志需要学习。不然的话，新时代的任务是完成不好的。

二

有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管理的体系，就应组织科技力量，重点攻关突破。现在大家都说钱少，要用到点子上，这个“点”是什么？在五六十年代是“两弹一星”，叫尖端技术，那是毛泽东同志定的。现在不用这个词了，新名词叫高技术。但是高技术多得很，不能样样都是重点。而尖端技术才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关键性作用，需要组织力量重点突击实现的技术。所以，我认为还应使用“尖端技术”一词，英译可以是Hypertechnology，比高技术（High-tech）还“高”！

现在我国的尖端技术搞什么？这是国家大事，只有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才能定。但是，作为一名年老的科技人员，我可以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搞智能机。在三四十年代，电子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料到它的巨大作用。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的发展证明，计算机对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了不起的作用。今天谁也不能说不需要计算机了，没有它许多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计算机真的那么了不起吗？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的计算机，那就会觉得，它其实是很笨的。你教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没教它干的，它就一点儿也不会。要从人的角度来说，它算是个很笨的“人”了。所以说，现在这么了不起的计算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笨家伙。那么，假设这种机器能够变得有点智慧，有点智能，且不是说有多大智能，而是有一点小聪明，不要完全靠人来教它，而是自己能够根据题目稍微变通变通，这就是下一步将会出现的智能机。既然那么笨的计算机，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有一定智慧的智能机（尽管还不能完全不要人管它），当然就更加了不起了，它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智能机的研究当前在全世界都争夺得非常厉害，没有一个有技术力量的国家放弃这项工作，都在拚命地干：美国做了很多研究，日本在拚命，西欧国家联合起来也不甘落后，苏联正在努力。所以，我们国家今天选什么项目作为尖端技术？我想就是智能机，而智能机研究在近期所需的资金也是我们花得起的。　　

三

关于卫星技术。这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尖端技术之一。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套技术。我认为这种技术在今天是大有作为的，它可以使我们国家一下子跳过所谓发达国家100多年所走过的，现在看来并不十分高明的路子，达到现代化水平。譬如说通信技术现代化的问题，如果将通信卫星和光纤通信结合使用，那我们就可以一下子达到现在的国际水平。又如，要搞规划计划，当然要对国家的各种资源作调查研究，有时还要监视事态的发展。这些方面的工作，难道还有比用卫星技术更有效的吗？还有我们国家的教育问题是严重的，教育手段也很落后。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卫星进行电化教育，把国家一级教师“送到”每个偏远村镇的学校，“亲自”给学生上课。为什么不把卫星变成教育工具呢？至于气象、水文方面的应用就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掌握了卫星技术，而且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很大贡献。这件事需要向领导讲清楚，这条路打通了，很多事就可以办。航空航天工业部和其他一些有关部门的技术力量，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上来说，肯定都是好的。

四

高技术航天领域的跟踪怎么办？我觉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到21世纪中叶去。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看到21世纪中叶，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干的，就比现在想的要高得多。是什么？是真正的空天飞机，就是从地面水平起飞又水平降落的运载系统。即使到21世纪初，我们的国力恐怕也干不起这件事，没那么多钱。这个问题当然难极了，因为实际上要造25倍音速的飞机。美国人曾经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头一个样机要在1993年搞出来。不过，美国的科学家担心办不到。因为这里面的问题复杂极了，仅就材料来说，那里面所需的材料全都是新的。发动机动力系统跟机体系统怎么结合？也是全新的问题。其他问题还多着呢。所以在卫星技术直接为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主战场外，我们应该抓的，就是瞄准21世纪中叶的真正的高技术，做预先研究工作。而这个项目的预研是很不容易的，要搞三五十年才行。这样，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在空天飞机技术的某些方面，也许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就有资格加入国际合作了。总之，我们千万不可目光短浅，拚死拚活，花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到21世纪初，搞出个人家要淘汰的东西，那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

五

关于军民结合。过去我们搞“两弹”，曾经带动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包括民用科技工业的发展。今天，军民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方针，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现在国家计委有攻关计划，项目很多；国家科委有“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高技术的攻关项目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应发挥军工优势，为国民经济建设多作贡献。但是，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行，要买外国的设备，引进外国的产品。我觉得，如果把中国的科技人员组织好了，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关键是怎么组织？就是用我们组织研制“两弹一星”的那一套方法，即系统工程的方法，设立总指挥、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或者现在叫的首席科学家，还有他们的参谋机构——总体设计部，以及统一调度指挥的机构等。总之，要有在技术民主基础上的统一集中，决不能各自单干。

六

我们过去的经验，即关于总体设计的那一套东西，怎么用到整个国家建设上去？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这几年就尝试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即把系统工程的方法用到整个国民经济问题上去，很成功。他们测算出来的结果比别的单位要准。我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关键措施，这个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七

要当好一个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就需要联系到这些人的风度、气魄问题。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光有科学技术知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怎么看问题，怎么在复杂的条件下做出决策的问题。老一代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在气魄、风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向老一代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向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聂荣臻同志学习，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说到底是一个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处理问题。外国人有些东西，我们要学习，但也不要把外国人捧到天上去了，至少在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条上，他们不如我们。从我回到祖国之后，就有这个体会，现在越想越觉得对。新一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带头人是发展第一生产力的带头人，不但要有丰富广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并通晓世界形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节选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