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关肇直在思想上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关肇直经常说，如果你的根子是在外国，数学上再扎根外国、追随外国，那就要经常去外国，甚至就留外国。但是如果做不到，你又怎么办呢？关肇直提出“要立足国内”，他不仅提出这个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创造了“关肇直道路”。

当时国内很多数学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数学将如何进步？中国数学处于劣势，怎么样把劣势转变成优势呢？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要创新，做开创领域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创新。要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创造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问题。

在动荡年代中的经历和摸索，包括“大跃进”和“文革”，我接触了许多与拓扑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研究不停地被迫中断，但我对数学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革时期，我学习《毛泽东选集》，也从中得到许多启发。毛泽东有一句话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好。结合数学研究，就是你国外干你国外的数学，我在国内寻找我的道路、方法。那个时候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古代数学，得到一种启示：不必照西方的道路走，而是走另外一条道路。

1971年，搞“三个面向”，面向农村、学校和工厂，那时到工厂叫“向工人阶级学习”，于是我就到了北京无线电一厂下厂劳动。北京无线电一厂当时正在给阿尔巴尼亚生产一种模拟型混合计算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计算机，我看他们演示，输几个数，按几个键，一个微分方程的结果和曲线就出来了，太厉害了，使我大为惊讶。

我选择了做机器证明，从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这个方向突破。 这项研究是从1976年冬天开始的，那一年“四人帮”垮台了，人们对将来寄予希望。

我开始做机器证明的想法也有外部的影响。那个时候我阅读了很多外国的文章，我充分了解了机器证明这个东西。外国有许多讲机器证明的，但都是失败的。失败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它告诉你哪些路是走不通的。

我觉得我有办法，外国人没办法，我有办法！

我对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有自己明确的想法，但需要验证。那时我没有计算机，只有一条路：自己用手算！我当计算机。用“吴氏计算机”验证。

为验证我方法的可行性，“吴氏计算机”证明的第一个定理是费尔巴赫定理。证明过程涉及的最大多项式有数百项，这一计算非常困难，任何一步出错都会导致以后的计算失败。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当做一部机器一样，没有脑子的只会算，一步一步死板的算，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算了多少记不清了，算了废纸一大堆，算的很苦。下苦功夫倒没什么，麻烦的是要找出毛病所在。到后来真正抓住了毛病出在哪儿，这是要靠你平时的数学修养。那是相当艰苦的一段经历。

1977年春节期间，我首次用手算成功的验证了我的机器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我非常振奋，接着又用手算验证了其它几个有名的几何定理，也成了。我知道我这个方法对了！真高兴，这是关键的一步。我的儿子吴天骄做了件挺好的事儿，我当年手算的那些手稿没有专门整理保留，天骄把我准备当作垃圾扔掉的一些东西都留了下来，其中找出了我当初用手算验证吴方法的几页手稿，现在看来是很珍贵的。

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是得有台机器，我最初用过一台长城203，是北京无线电一厂出的。那时的计算机很“笨”，除了功能极简单之外，最麻烦的是人机“交流”问题。它只认识一种打了孔的黑色纸带，还要通过专用的光电读取设备读进去，这样机器才会干活。而这种打孔的纸带只有专业人员会打。我在长城203上证明了西姆松定理。

后来我从数学所借了一台HP25型袖珍计算器，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已经“聪明”一些了。我用它检验过中国古代数学的求解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最难的题目做到过求最高至五次方程的数值解。

我的第一台“正式”的计算机是我到美国买的，是个台式计算机，经费是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批的，一共两万五千美金。

那时我都是自己编程序。我一直坚持自己编程，自己上机，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让年轻人来做？我说，都让别人做，自己不做，就没有“感觉”了。

在58岁时，也就是常说的近花甲之年，我从零开始学习编写计算机程序，自己上机。我学过好几种编程语言，最早是汇编语言，后来有了高级语言。我用Basic编写了四五千行的证明定理的程序。过几年Basic被淘汰，换成Algol语言，又得从头学。等我熟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Algol没有了，变成了Fortran，又得再来。哎呀，苦不胜言。

我的方法非常成功，许多定理一下子就证出来了，当时国外有人验证时能达到微秒级，在国外相当轰动。我的机器证明方法是我的一个学生周咸青介绍出去的。当时机器证明在国外都不成功，我的方法一下子就成功了。周咸青把我的方法介绍过去，用他们的机器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人守信用，都非常正派“出口转内销”，他们写信给国内的一些领导同志，比如方毅，这样我的这项工作在国内的影响也大了起来。

（节选自《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吴文俊先生口述，邓若鸿、吴天骄先生的访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