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过武汉,再经广州、香港、海防，绕道到昆明，那个时候我15岁，念高中二年级。当时的武汉是满目疮痍，因为日本人已经打过南京，所以沿江有很多逃难的老百姓，还有许多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人，所以当时武汉街面上非常之混乱。

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大学、2年硕士学位。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问，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精神和认真精神的好处。

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我选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芝加哥大学当时是人才济济，另外有位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家，叫做泰勒。泰勒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已经是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更有名了，人们称他为“氢弹之父”。 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

怎么讲法呢? 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了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中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

比如，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的，而他不怕把他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对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

1949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这是世界有名的研究机构，里面没有研究生，教授也非常之少，大概一共二十几人，其中研究物理的四、五个人，研究数学的七、八个人，剩下还有几个研究历史的、考古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跟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关系，这两个机构都在同一个小镇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最有名的人当然是爱因斯坦。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每天还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物理方面有三、四个博士后，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打扰这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物理学家，不过他有时候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

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前后待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成功的17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从世界各地来的、工作最好的年轻人。我们有激烈的讨论和辩论,也有激烈的竞争。

到1965年，我的一位朋友叫做托尔，他曾是马利安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1965年纽约州的长岛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所以就请他做了非常年轻的校长。他对我说，希望我也到石溪去，可以帮助他一起创建一所新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我在石溪的29年间，我所主持的一个物理研究所有许多的博士生毕业，另外有很多的博士后，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这些博士和博士后现在都纷纷到世界各国去了，他们都建立了新的影响以及收了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可以增加彼此观摩、学习的机会。

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是大题目呢还是小题目？我对他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费米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很大。做了很多的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

（节选自杨振宁.《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高等教育研究》.1995.(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