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对日抗战的初年，因为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了国外。从那时起到去年归国时止，在加拿大和美国共住了十六年，在美国一共是十五年。在美国这十五年里，前五年是读书和研究，后十年加入战后康乃尔大学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在这十年里，一面学习，一面教学，从外表看来，尤其是在美国人眼里，我在事实和精神上，已被认为是康乃尔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去年在我刚辞去学校里的职务时，许多朋友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放弃这样一个悠闲自得的学术生活，重新走上这样一个“渺茫”的前途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美国是一个工业先进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治阶级为了模糊阶级间的界限，就把全国公民按种族分作很多等级。因为这个原因，种族间互相歧视排挤就很厉害。黑人的社会地位固然很低，我们中国人在那里的社会地位也很可怜。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国人只配给别人洗洗衣服和烧烧饭。因为有这样的歧视，一般中国人的谋生之路，大都只限于中国城，而中国城是有限的，它的唯一出路，是在保持又脏又乱和不三不四的“东方风味”，以供游客的“开心赏目”。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的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们的心灵上留下来一个创伤的烙印。美国的一个著名音乐家罗伯逊，为了避免遭受这样的责罚，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到苏联受教育，后来非美委员会审问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把儿子送苏联上学?他的回答是，要他的儿子在一个有自尊心的环境里成长。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第二，我在美国十五年，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有了相当的认识。口头上他们说他们有法律，有自由，其实这是骗人的。美国共和党为了获得1952年大选的胜利，它的后台老板们就不惜血本，把一个毫无道义的参议员麦卡锡捧出来，他一个人胡作非为，破法乱纪，摧毁人权。在这个潮流最盛的时候，真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被陷害。这就证明，他们所谓法律是多么空洞，他们所高唱的自由又是多么脆弱！ 

在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们有良心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生活下去吗？在异国居留，不管住多久，总是作客，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一切活动，我们都不起作用。相反的，我们祖国的今日，已非昔日可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到七年就把一个老大古国变成一个伟大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取消了剥削制度，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一切权利。追求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选择是很明显的。 

第三，我没有出国以前，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给我们很多援助。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友好的对象，不是中国的广大群众，而是为他们服务的少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天天嚷着帮助中国，但是一提到真正帮助中国人民的时候就立刻遭受到那些在美国统治阶层中的有力的人的反对。我记得，有一次，美国政府声称要考虑协助国民党政府修建扬子江水坝，事实上只是说说而已，同现在的对埃及的阿斯旺水坝一样，可是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就是一片反对之声。 

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驱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的山河。 

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开始，由于我们外交的胜利，接着美国就把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取消。我就在那个时候，作出返国的决定。到了1956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了绮色佳，经美国的西岸候船西渡。在离开绮城之前，得到不少美国朋友的鼓励和同情。他们觉得我走了，虽然会给康乃尔大学短期内一些不便，但是因为我走了，使他们更能了解，更能接近新中国。青年们也来恭维我们，说我们的回到祖国去，是过去而在目前已经死去了的美国的精神的表现。他们觉得，对中国一切虽然很隔阂，但是从今以后，通过许多我国留美科学家的回国，会使他们更多地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可以说，尽管美国政府以高压的手段，来限制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来往，但是一般的美国人民，对我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由于人民的强烈要求，这种强制政策一定是要失败的。 

（原载于《光明日报》 1957-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