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朱作言几次强调科普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都能重视科普,多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绿豆治百病的笑话就不会被那么多群众奉为真理。”

近些年，我国越来越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然而活跃在科普讲坛上的，几乎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大多数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为何不重视做科普?

朱作言分析说，在很多科技工作者的意识里，科普并不是本职工作，“起码说科普在他们心里的位置不是那么重要。”朱作言曾经在美国、英国留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做科研的经费是从纳税人来的,必须要向纳税人说明取得的成果。可是在我国，大多数科学家都觉得经费是从国家那里争来的，只要对掏钱的部门有个交代就行了。至于国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则不再深究。”

另一个不能调动起青年人积极性的原因，是科普工作并不包含在绩效评估中。“做科普并不那么容易，怎样把高深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是要下功夫的。然而绩效评估没有包含科普工作。”朱作言说。当科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从业者自然把追求科学研究的结果当作唯一的目标。花了力气还不能带来收益，科普就成了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没时间”、“没精力”也在情理当中。

朱作言说：“无论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是在‘973’顾问委员会工作中，我一直极力主张，在项目申请和评估中加上一条硬性规定：项目组必须做科普。”或者是要求科学家在完成项目报告时，为公众再撰写一篇通俗的成果介绍；或者是定期开放自己的实验室，向公众解释正在从事的工作。“科普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目标必须明确。”

目前科普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有待提高。在记者参加的很多场科普报告会上，报告人说得枯燥干瘪，听者往往昏昏欲睡。朱作言是个很会做科普的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报告后的提问环节，他会走出报告台，走到整个讲台的边缘。你会感觉到，他很看重你的问题，他是真的在同你认真交流。”

朱作言说，他在英国上过一门课“如何当老师”。“并不是我们国内的师范，这门课教授的是如何传授知识,如何表达才能让你的听众，学生也好、普通大众也好，知道你在说什么。”朱作言说,“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扭转一个观念，让别人听不懂不代表你水平高，最高明的科学家是那些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表达的人。”

“我曾参加过多次科普报告，到基层、到偏远地区、到全国各地，听众有干部、有群众、有学生……当你看到社会公众对科学家的那种信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求知欲，你会感到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把自己的知识传递给社会的价值，绝不亚于在实验室做个试验,写篇文章。”在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朱作言再次呼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也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向全社会开展科学普及,需要院士们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