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获得者名单

白以龙(数理科学奖):中科院院士、力学所研究员、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

杨学明(化学科学奖):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裴钢(生命科学奖):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

李德生(地球科学奖):中科院院士

吴良镛(技术科学奖):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小围着高考转，整齐划一的教育如何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1个研究小组需要申请6、7个基金才能支撑起来，不跑钱怎么办?”

“人情大于学术，没有良好的学术批判和争鸣的氛围，怎么创新?”

采访中，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得主之一、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士回答问题时的一连串反问，让大家陷入沉思。

裴钢:“幼儿园还爱问问题，小学还能问问题，中学就不愿意问问题，到大学就可能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啦”

“我上小学、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教育的系统性而言，比现在的孩子差了很多。”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得主、物理化学家杨学明教授却很庆幸:“但是有一个好处是我没有完全被考试‘淹没’，一些自己的爱好没有被压抑。”

“科学必有爱好。”裴钢说:“可是现在，音乐、绘画、舞蹈……孩子们的一切爱好都必须围绕一个主题:升学。对化石有兴趣?不行，将来出路不好。对科考有兴趣?不行，将来挣不了大钱。但是考试对错只有一个标准，在这样整齐划一的教育下，到了大学，孩子身上的求知欲和个性就都被修理干净了。”

2010年陈嘉庚奖得主之一、力学家白以龙院士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老主任唐敖庆先生曾说过:‘做科学，要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现象、进而提出新概念、发展新方法。’我想，这就是创新。”的确，创新的思维是发散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想到的那点火花。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怎么能创新?裴钢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应该有所调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教育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杨学明:“仅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左右年轻人的跳板?这还不够”

在杨学明看来，人才流动性不够是阻碍创新的问题之一。“就大多数研究所而言，一个人进到所里，基本就不太会离开了。”人员要流动起来，才会有活力。一是随着专业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再有，有些人热爱科学，但不一定适合作科研，意识到不适合就应该及时调整。

“当然，我们还应该完善一种机制、体制，让优秀的年轻人能够逐渐脱颖而出。”在这一点上，裴钢和杨学明有了共识。“要一代比一代强!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有杰出青年基金，很多科技工作者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杨学明做了个翻掌的手势，“‘一翻’就上去了，但是还不够。”他和裴钢都认为在这一点上，美国做得比较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那我们国家应该如何做呢?”听到记者发问，杨学明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决策者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进行机制上的设计。”

而裴钢认为，不愿学术批评、不敢学术批评的风气，已经阻碍了创新的发展。“评价标准唯SCI论文是不行的，但是在人情和利益大于学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许情况会更坏。”

基础研究不能以成败、以论文论英雄，同行评议是最佳方法。但如何能去除同行评议中的人情水分，评者能够客观公正，被评者能虚心冷静?“这其中有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机制、体制的问题。”裴钢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或许，当科研与经济利益不再那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李德生:“创新不是‘拍脑袋’，而是安下心来的厚积薄发”

在2010陈嘉庚科学奖得主、石油地质学家李德生院士看来，创新不是“拍脑袋”，也不是关在屋子里对着故纸堆闭门造车。“我们这个领域实践性很强，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学校或是研究所工作，而是去了甘肃玉门油田。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可是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1945年到1977年的30多年间，李德生工作在玉门、延长、大庆、四川、胜利、大港、任丘等油气田……就是这样的积累，才带来了李德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构造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李德生说，各个领域都蕴藏着创新的机会，“年轻同志要能安得下心来，抓住一个领域不断努力，10年、20年地努力下去，才能有所收获。”

在几位获奖者中，杨学明有一个特别之处——他是“利用自行研制且领先于世界的科学仪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杨学明说，科学仪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起码在我们这个领域，我还没有发现哪个重要成果是用现成的仪器获得的。”杨学明说，科技工作者也应该注重仪器设备的研发，“特别是要结合科学问题来做，这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

“兴趣爱好、持之以恒、团队精神、永远创新——这是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四个要素。”裴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