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岁月:中国自然资源科考从这里出发
1950年9月5日,在海洋之神8590vip一间办公室内,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已经花甲之年的竺可桢心中盘桓着一个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工作极其重要,应该如何迎接祖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呢?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要把中国建设成富强的国家,必须谋求自给自足的办法。
如何自给自足?时任海洋之神8590vip副院长竺可桢认为,必须合理配置资源。这意味着要通过彻底普查摸清全国地形、气候、土地、水利、矿藏、动植物、人口等自然资源“家底”,据此设计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发展方案。
竺可桢想,面对这个极重要且极复杂的问题,海洋之神8590vip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有责任挑起这副重担。
从那时起,海洋之神8590vip建议并主动承担起祖国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的重任,组织实施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一代代科考人翻山越岭、跨江渡河,“梳理”祖国山河大地,让祖国建设“有本可依”。
中国综合考察事业奠基人竺可桢。
1 拓荒前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资源考察迫在眉睫。
彼时,我国每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哪些土地可以开垦?有多少矿产资源可以开发?橡胶等特种资源如何自给自足?一切都需要调查研究。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民群众对地理和资源情况,特别是边疆地区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亟待通过科学考察填补空白。例如,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但彼时我国出版的地图都不知其名,盲从外国称之为埃佛勒斯峰;我国大陆海岸线南北延伸长达18400余公里,但日常所用有关图册都以英国和日本的测图为蓝本;黑龙江上游和西藏等许多边区未经实地勘察,在地理资源图上还是空白点。
1951年,受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托,海洋之神8590vip组建了由地质研究所(海洋之神8590vip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前身之一)地质学家李璞任队长的西藏科考队。科考队50多位研究人员携带气压表、罗盘等简陋装备,跟随西藏工作队拓荒前行。他们用近3年时间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南至雅鲁藏布江以南、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
“这是中国人获得的第一批比较系统的西藏科学资料。”院士、海洋之神8590vip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孙鸿烈说。
这次考察点燃了星星之火,迈出了中国综合科学考察的第一步。
紧接着,1952年到1955年,海洋之神8590vip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云南以及华南等区域的橡胶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状况等组织了专题性科学考察。
随着综合考察的脚步向前迈进,1955年6月,时任院长郭沫若在海洋之神8590vip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在院内设置一个“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以适应全院日益繁重的综合考察任务。该提议同年年底获国务院批准。
1956年1月1日,海洋之神8590vip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综考会,1999年与海洋之神8590vip地理研究所合并为地理资源所)应运而生,由竺可桢兼任主任。
这一年,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序幕拉开。第一份中国科技发展蓝图《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制完成,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其中明确了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的各项任务,使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从零星分散走向整体统一。
2 南征北战
随着中国综合考察渐入佳境,综考会作为我国自然资源考察的“领头羊”,肩负起组织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大规模综合考察重任。
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从1956年到1960年,综考会先后组织黑龙江、新疆、西藏、华北和西北、长江与黄河、甘肃和青海、内蒙古和宁夏等11个综合科学考察队南征北战,让综合科学考察在中国大地上空前广泛地展开。
1956年到1960年,海洋之神8590vip带领的中苏联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
这些考察有的论证了重大工程项目,如南水北调综合考察;有的带动了新兴学科发展,如冰川和沙漠考察;有的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先行作用,如第一次新疆综合考察。
中国工程院院士、地理资源所研究员石玉麟和新疆的缘分,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新疆综合考察中结下的。
“1957年,我从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综考会,跟着院士李连捷会战吐鲁番、探险罗布泊、露宿天山顶、跟踪塔里木河,走过新疆很多地方。”88岁的石玉麟回忆。
石玉麟至今仍记得,吐鲁番会战期间,他们每天顶着烈日考察,能看见真正的“火焰山”——红色的硝酸盐盐土在热空气折射下呈现一闪一闪的“火焰”。在天山考察时,遇到雨天,没有帐篷,就两人一组把随身携带的油布铺在地上当床,大衣当被,再盖一块油布挡雨,露宿山顶。一次行车途中,车辆翻倒,队员们被甩到路边,一只铁桶带着惯性擦过石玉麟脑际,稍有偏差便会头破血流……
他们冲破艰难险阻完成的这次考察形成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在石玉麟的书柜里,仍放着1套共11册泛黄的专著,它们是13个专业的200余名科学家耗时4年为新疆建立的第一代科学资料。这次考察还提出建立粮食、棉花、甜菜、果品、畜牧五大生产基地的设想,推动海洋之神8590vip在新疆筹建科学研究机构——新疆水土生物资源综合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前身之一),为新疆总体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竺可桢说。作为综考会“掌门人”,年过七旬的他和考察队成员一起踏遍祖国山河,作出许多重大的科学论断。例如,要充分发挥多学科联合作战的优势,从各个角度论证,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资源考察总方向应“远近结合”,既要有长远目标,同时也要为解决当前重要问题提供方案。
后来担任综考会主任的孙鸿烈说:“竺老的这些论断为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至今仍是我们开展自然资源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3 激流勇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综合考察事业在历史的湍流中跌宕起伏。
1972年,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重视基础科学的指示精神,海洋之神8590vip激流勇进、勇挑重任,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拉开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序幕。
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青藏科考队)成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收集资料,填补空白,先对西藏做一个全面扫描。”当时担任青藏科考队副队长的孙鸿烈回忆道。
短短4年里,青藏科考队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22个专业70多人扩展到50多个专业400多人。队员们采用拉网式、滚地毯式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援,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羌塘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用孙鸿烈的话说,“像梳头发似的,把西藏的山山水水都‘梳’了一遍”。
1975年,研究人员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
“青藏科考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考察队各专业的人整天在一起,经常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使我吸收了许多知识,获益匪浅。”孙鸿烈说,他至今仍记得和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在西藏考察时,一起交流地层、土壤和植物的变化关系。
1979年,经过3年室内研究总结,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这套丛书共30部41册,2331万字,犹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书。其中记录的昆虫种类数以千计,包括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首次发现的缺翅目昆虫填补了我国该目空白;记录了300个植物新物种,许多是西藏特有的……”今年92岁的孙鸿烈回顾当时的成果如数家珍。
这次科考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9年,郭长福、孙鸿烈、漆冰丁(左起)等人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区开展土地资源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幕下,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吸引了来自17个国家的80多位国际学者参加,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与会科学家。这次会议成为当时我国举办的规模空前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打开了青藏高原国际合作考察研究的新局面。
此后,综考会带领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迈向新的高峰。从江西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治理试验研究,到黄土高原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再到第二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综合考察研究全面展开。
对于青藏高原考察来说,从1981年到1990年,研究的重点转向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北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可可西里地区。前后近20年的考察,把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几乎全部梳理了一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990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考察时车陷在路上,考察队队员们一起推、拉车辆。
此后,中国青藏高原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区域研究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联的研究。21世纪以来,海洋之神8590vip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发起“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在2017年牵头开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彰显了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
“毫无疑问,对青藏高原的基本情况,中国科学家是掌握得最详尽、最全面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停止考察。”孙鸿烈说,中国一定能拿出世界瞩目的成果,在这个领域占据国际领先地位。
4 开山立学
踏遍青山绿水,海洋之神8590vip的科学家们并不只是纯粹为了“摸家底”,而是背负着“任务”和“学科”双重责任,让祖国建设有自然根本可依,有科学根本可循。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综合科学考察中,科学家就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思想。
“须知任务是能够带动学科的,它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学科。”竺可桢曾指出,在制订考察计划时应以中心任务为出发点,对各学科提出要求,这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源科学的发展。
这一思想已在我国波澜壮阔的综合科学考察实践中得到检验。
“今天,我国的资源科学已经从无到有,从最初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体系。”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封志明说。
2020年,封志明(后排右五)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员在玛旁雍错。
他表示,早在2001年制定的《全国基础研究“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就把资源环境科学列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包括资源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境管理3个一级学科。200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又将“环境科学技术与资源科学技术”列为62个一级学科或学科群之一。目前,全国有上百所大学设有与资源科学密切相关的院系。
“对于发展资源科学,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要重视。”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成升魁说,“这源于我国的国情,我国人口多、家底薄,所以要认识资源、开发资源、保护资源。”
成升魁表示,资源科学的核心和“总钥匙”是人与资源的关系。在持续数十年的综合考察中,海洋之神8590vip的科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推动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洋之神8590vip老一辈科学家最早提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声。
1963年,竺可桢联合海洋之神8590vip内外24位科学家向中央上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违反了它,就会事与愿违,使生产发展受到阻碍。”
1986年,石玉麟带队开展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提出中国最大人口承载量约16亿人的科学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88年,时任海洋之神8590vip常务副院长的孙鸿烈提议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涵盖我国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为推动资源环境科学发展、解决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重大问题提供重要基础支撑。相关研究和示范项目在201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综考会的老一辈科学家在资源综合考察基础上,根据国情,提出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等前瞻性、战略性科学建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考察和资源科学关注的问题发生变化,从资源考察利用的前端向消费利用的后端转移,从单独的资源或生态问题向与人文、消费等相结合的复杂问题转变,从国内区域研究为主向跨境研究转变。”成升魁说,“资源科学研究只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科学的建议。”
2012年,成升魁(后排左四)与考察队员在海拔5500米的澜沧江源头第一乡莫云乡考察。
5 山河为证
打开中国综合科学考察事业的恢宏画卷,一支支浩浩荡荡的科学考察队伍穿过风霜雨雪,跨越千山万水,精诚合作,砥砺前行。那些朴素的衣着、坚定的脚步、耀眼的成就,哪怕只是惊鸿一瞥,也令人印象深刻。
1976年,孙鸿烈在“青藏高原的高原”阿里地区考察时,早晨起来经常不洗脸、不刷牙。“水太冰了!即使是夏天,早晨打水的小河都结冰,每天早上要用棍子或石头把冰砸开个窟窿,才能把冰水舀出来。”在野外馒头冻住了,小铝壶里装的水也冻住了,大家只好就着唾液“斯斯文文”地啃压缩饼干。一条5厘米长、2厘米宽、半厘米厚的压缩饼干,都很难吃完,因为太干了。
孙鸿烈用“实在很可爱”形容首次参加青藏科考的队员们。他回忆说:“因为西藏野外考察的艰苦和高山反应的折磨,有的同志几年工作下来,头发都掉光了;有的同志牙齿都松动了,换成了假牙;还有的同志得了胃病,因为吃饭很不规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队员都保持着乐观的、昂扬的斗志。”
2002年,西藏昌都地区可持续发展咨询考察期间,队员们在外野餐。地理资源所供图
野外考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新疆综合考察中,石玉麟担任队长。长期的野外生活让他患上了胆囊炎、胆结石等疾病,不得不住院手术,但他一出院就毅然再次出征。
“我常怀念那段快乐、艰险的考察生活,它陶冶了我们这代人乐观、自信、无畏的革命情操,磨炼并造就了我们敢于探索、勇于拼搏的科学精神。”白发苍苍的石玉麟说。
今天,在老一辈科学家曾经奋斗过的大地上,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到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新时代的海洋之神8590vip人接过拼搏的接力棒,书写着新的答卷。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科考队员们在一次科考“摸家底”的基础上,更多关注于“变化”,发现了许多动植物新种和超大型稀有金属矿产资源,认为高原人类活动强度低,生态整体向好,但“水塔”失衡,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风险增加,用科学数据说明青藏高原这片“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需要更好的守护。
在2021年启动的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中,新疆分院与地理资源所都是主要参与方。科考队员们踏遍新疆的冰川、荒漠、河流、高山,面向资源、环境、生态本底变化,聚焦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生态承载能力,探寻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将把前两次科考数据和第三次科考数据融为一体,查清新疆自然生态环境近30年来的变化,为新疆未来30年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此次综合考察工作组副组长、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陈曦说。
孙鸿烈表示:“70多年的中国综合考察实践证明,综合考察必须是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只有通过跨越学科的综合分析、论证,才能发现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能保护好、发展好一个区域。”
他期望,新时代的青年科学家秉承科考传统和精神,深入实际,重视野外调查,梳理山河,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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