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均，1933年生，自然地理与地貌学家，1991年当选为院士。长期从事冰川学、自然地理学、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和干旱区人地关系的科研工作。在具有西部特色的青藏高原冰川、黄河起源与地貌演化、第四纪黄土、高原隆升及其对我国自然环境形成的影响等方面提出许多有国际影响的观点，对中国干旱环境的形成演化有独到见解。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350余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科技进步特等奖和自然科学二等奖，首届竺可桢野外工作奖，中国地理学杰出成就奖等。资料图片

2014年9月，李吉均（中）一行考察马衔山地球科学实践教学基地。资料图片

2015年9月，李吉均一行考察青海乐都和甘肃永登地区地貌演化。图为当时的地貌。资料图片 

1993年，郑国锠、刘有成、陈耀祖、李吉均（右起）四位院士在一起。资料图片

　　

　　2019年3月21日是院士施雅风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3月20日，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为此专门举办研讨会，施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学生齐聚兰州，缅怀这位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先驱。

　　“施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的战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科院资深院士李吉均在研讨会上激动地说。虽然身体状况欠佳，但86岁的李吉均仍坚持参加会议，以此纪念他亦师亦友的施雅风先生。

　　正是这份坚持，只要身体允许，再高的山，李吉均都要爬上去；正是这份坚持，再难的科学问题，李吉均也要挑战。冰川研究、青藏高原隆升、黄河起源与地貌演化，他用一生来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山高原之上。

深入祁连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这首《勘探队员之歌》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而这“火焰般的热情”也点燃了李吉均的梦想。

　　1933年，李吉均出生于四川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他，以优异成绩读完初中和高中。20世纪50年代，在“开发矿业”的号召下，无数热血青年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人生理想。

　　李吉均也不例外。1952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地理系，一年后转入南京大学地理系。那时候，他的梦想是骑一匹白马，漫游在祁连山深山幽谷之中，为祖国探矿。他心中认定，炼钢需要煤炭，矿产是工业的粮食。

　　李吉均高中毕业时身体比较羸弱，大家知道他的“探矿理想”后，都觉得他身体肯定吃不消，干不了地质这行，于是劝他改学地理。李吉均不气馁，为增强体质，大学校园的操场上常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坚持天天跑步，晚上洗冷水澡，如此下来，练就了一副好身板，更为日后的野外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李吉均被推荐到兰州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师从留德博士、著名地理学和地貌学家王德基教授。

　　1958年前的祁连山腹地，冰封千里，人迹罕至。直到一支赶着牦牛和骆驼、穿着笨重老式棉袄科考队的到来，才开启了中国冰川科考的序幕。25岁的李吉均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这是我国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由施雅风带队，率领100余人向祁连山进发。冰川位于高寒地带，不仅海拔高、空气稀薄，而且常有遭遇雪崩、陷入冰裂缝的危险，但高山冰雪利用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将促进相关一系列学科的发展。

　　“我们当时都是首次研究冰川，在七一冰川现场听了苏联学者道尔古辛讲课，初步掌握考察方法，大胆分头进行。李吉均领导黑河分队，经两个月艰苦工作，实地观察5条冰川，应用地形图与航空相片，统计到186条冰川，面积104平方公里，计算得冰储量21亿立方米，写有很详细（包括冰川、地貌、气候、水文等资料丰富）的考察报告，圆满完成任务。”2005年，施雅风在《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环境演变——李吉均院士论文选集》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这是李吉均与冰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壮美的冰川深深吸引了这位热血青年，他此后的生活和工作再也没有离开过冰川。从现代冰川到古冰川，从大陆性冰川到海洋性冰川，从祁连山到青藏高原，李吉均徒步考察了全国大部分典型的现代冰川和古冰川遗迹。

　　1959年，李吉均在参加第二次祁连山冰川考察时遇险。

　　当时没有地图，考察队在祁连山深处迷路。队员们只能凭借罗盘和山脉走向行进，眼见随队带的口粮所剩无几，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去。幸好一位会打猎的蒙古族向导，猎杀了一头野牛，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考察队后来发现那不是一头野牛，而是当地牧民跑丢的一头牦牛。队员们非常内疚，通过电台联系到当地县政府，当面表示歉意并按当时的市价赔了牧民60块钱。而当走出茫茫的祁连山时，考察队只剩下一顿饭的口粮。

　　“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没有什么先进仪器，工作笔记都靠手绘。虽然地理条件艰苦，但是对于我们搞地学的人来说，却是很好的资源。”李吉均后来回忆说。

高原之梦

　　1972年，李吉均与费金深合作，不到半年就编写出一部10万字的科普读物——《冰雪世界》。施雅风评价这本书文字流畅、科学性较强，引人入胜，很受读者欢迎。

　　1973年，李吉均重新开始了对冰川更深层次的研究。他加入中科院青藏考察队并担任冰川组组长，负责西藏以及横断山脉的冰川考察研究。

　　得知李吉均要去青藏高原，南京大学的杨怀仁先生怕他身体受不了，劝他不要去。“我确实身体不好，但是我现在不去，等老了再去吗？”李吉均回答道。

　　青藏高原雨季的倾盆大雨几乎伴随这次考察的全过程。在西藏东南部察隅地区，李吉均终于看到了慕名已久的阿扎冰川。二三十人的队伍驻扎在一棵七八十米高、大伞如盖的冷杉树下。到了晚上，他们就伴着雨声风声，在树下入眠。

　　冷杉所在的冰碛，会不会是300年前那次小冰期的遗存呢？这棵遮风避雨的千年冷杉，突然给了李吉均灵感。他采集了冰碛上的朽木，带回去做了碳十四测定，却发现那是三千年前的新冰期时代遗存。

　　李吉均把这处曾经的冰川定名为“雪当冰进”。而这次科考，印证了李吉均20世纪50年代考察祁连山时留下的一个推测：西藏东南部是中国最集中的季风海洋性冰川分布区，那里山高谷深、冰川融化强烈，夏季常形成冰湖溃决及冰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974年，在西藏羊卓雍湖畔的冰川上，李吉均积劳成疾，患上了高原反应引起的严重肺水肿，由此落下了病根。

　　历时4年，李吉均带领冰川组，对东起雀儿山西到阿里与西昆仑山、南起喜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冰川，进行了艰辛的长途考察，其中包括冰川性质、雪线变化、冰川发育与地形、大气环流关系、海洋性冰川与大陆性冰川的划分标志和界线、第四纪冰川变化与高原隆起关系、冰川与洪水及灾害防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异常丰富的区域性资料。

　　而经过10多年的艰辛考察，李吉均更是对冰川发育的自然条件、冰川的分布与性质、成冰作用与冰川运动、冰川水文特征、冰川变化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把中国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的界限划定在丁青—嘉黎—工布江达—措美一线，确立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冰川的各项气候和其他指标及成冰作用、蚀积过程和地貌特征。

　　1973年—1980年，李吉均与他人先后撰写了《西藏冰川》《横断山冰川》两部专著，全面深入阐述了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现代冰川分布、性质、变化及其与气候和大气环流的关系。

雪域丰碑

　　1978年，李吉均迎来了自己科学事业的又一次重要节点。他随施雅风、谢自楚等学者组成中国冰川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英、法、瑞士等国，并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冰川学术会议。在此期间，李吉均与英国地貌学家德比希尔等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科学视野。

　　1980年，李吉均邀请德比希尔到兰州大学讲学，并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全国高校冰川沉积学讲习研讨班。研讨班组织学员到庐山、乌鲁木齐河源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东部古冰川的争论，并开始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

　　“中国东部第四纪古冰川”曾是我国地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1922年，中国地质学界泰斗李四光先生提出华北地区和欧美一样，曾经发育过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及其后继者历时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东部陆续建立了一百多个“古冰川遗迹点”，北到大兴安岭，南至西双版纳、海南岛，高如庐山黄山，低起海平面，均发现“古冰川遗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第四纪沉积和环境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中国东部低山地区在第四纪发生冰川的可能性。为此，李吉均三上庐山，198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庐山第四纪环境演变与地貌发育问题》一文。通过实地考察，他用热带亚热带地貌发育理论正确解释了庐山等中国东部山地的第四纪沉积现象和地貌演化，自成一家之言，得到了地理学界的广泛认可。

　　1989年，李吉均和施雅风、崔之久等30多位学者一起，编写出版了专著《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他们在被李四光称作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庐山“大姑冰期冰碛物”中，找到了属于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孢粉，由此证明，那些被李四光判定的冰川沉积，实际上是泥石流沉积。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困惑中国地学界多年的东部古冰川成因之争，大体被澄清。

　　在研究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同时，李吉均还一直关注“青藏高原隆起始于何时”。青藏高原隆升问题的研究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地理环境形成与演变无不与之有关。

　　关于青藏高原隆升，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国外学者西尼村的观点。西尼村认为，上新世末，青藏高原已达到3000~3500米的高度。1977年11月，中科院青藏考察队约集了20多位学者在山东举行“青藏高原隆起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大家就青藏高原隆升问题达成多项共识，并由李吉均牵头，借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一个房间，仅用10天左右时间，就撰写完成了《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发表于1979年《中国科学》第6期。

　　《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明确指出，青藏高原地区在始新世晚期脱离海侵成陆以后，曾被两度夷平，至上新世末，地面高度仅1000米左右，其后至第四纪初的构造运动为大幅度整体断块上升，但在空间上有差异性，在时间上有三个剧烈隆升阶段，且后期有加速隆升趋势，累计上升量达3500-4000米。施雅风评价说：“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集体创作。颠覆了国际上主流关于青藏高原形成的观点，开创了青藏高原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经久不衰，成为青藏高原隆升研究的经典文献。

　　自此之后，李吉均对青藏高原隆升问题的思考研究更进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他提出“青藏运动”的概念。他发现，180万年左右发生在高原东部和黄河流域的构造运动十分显著，综合黄河切穿三门峡东流入海，溯源切穿循化积石峡进入循化盆地等一系列地质证据，提出了“黄河运动”的概念。他还发现并命名了晚更新世一次重要的隆升，这就是“共和运动”。这次运动导致龙羊峡大幅度下切，高原上升达到或接近今日的高度，喜马拉雅山成为印度洋季风的重大障碍，中国西部进一步变干，冬季风更为强大，奠定了当今亚洲自然地理的基本格局，使青藏高原隆升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学术传承

　　1984年，李吉均出任兰州大学地理系主任，在他主持下，兰州大学地理系蒸蒸日上。在科学研究方面，李吉均利用兰州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有利位置，开展了黄河多级阶地成因与深厚黄土沉积剖面的系列研究，阐明兰州地区黄河有7级阶地，并与上覆黄土地层相联系，应用古地磁、裂变径迹测年方法，确定7级阶地分别形成于170万年、150万年、120万年，60万年、15万年、3万—5万年与1万年以来。

　　兰州是中国三大自然区的交汇地带，这里黄河阶地与黄土积系列，蕴含了难得的构造运动与环境变化的信息。早在20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在兰州划出了最完整的地文期，大地构造学家、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在20世纪50年代专门把黄河阶地叫作“兰州式台地”。

　　在甘肃临夏北塬，李吉均发现了一处理想的晚更新世黄土剖面，通过一系列环境指标的研究，首次实现了中国黄土记录与南极东方站15万年来的冰芯氧同位素曲线的成功对比，为黄土研究增添了精彩一笔，以兰州阶地为基点，往上延伸，阐明青藏高原隆升对高原东北边缘地区的影响。往下延伸，阐明黄河发育的全过程。这是李吉均一个重大创新成就。

　　此外，李吉均还提出了“季风三角”的概念，阐明了第四纪时期中国北方存在着季风区与西风区两种环境变迁的模式，对我国第四纪环境研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通过对长江三峡及四川盆地地貌的研究发现，三峡地区阶地序列中最老的阶地年龄约为120万年，故长江至少在120万年前已切穿三峡，东流入海。

　　以冰川学、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效应、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领域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成果的鼎托，李吉均于1991年当选院士。

　　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自2002年起，李吉均把目光放在了陇中盆地晚新生代环境与地貌演化方面的研究，以及东部平原地质记录的发掘研究上。

　　2012年，80岁的李吉均用“野外考察、实地讨论”的方式来庆祝寿辰，在与兰州相邻的白银景泰黄河石林的山顶上，师生四代共话黄河地质沧桑和演化历史。

　　2015年，陈发虎当选院士。至此，李吉均的学生已有秦大河、姚檀栋、陈发虎三位院士，“师生四院士”一时传为佳话。

　　从1958年任教以来，李吉均共培养了百余名高层次地学人才，他和秦大河、效存德师生三代，先后勇闯地球“三极”（青藏高原、南极、北极）的故事，至今为科教界广为传颂。“是他们自己很努力，我只是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引上了科研之路。”当谈及自己的三位院士学生时，李吉均总是这样谦虚地说。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李吉均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体系也是‘一以贯之’的。李吉均兴趣广泛，涉猎渊博，但青藏高原隆升和环境演变是他学术思想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和主线。”多年以后，秦大河、周尚哲、姚檀栋等在一篇总结恩师李吉均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如此评价。

　　李吉均博览群书，但他并不是书斋中的地理学家。“只要身体条件还可以，不论多高的山，他一定会坚持爬到山顶！”李吉均的儿子、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李丁说。

　　几年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吉均笑言：“我前两天做梦还梦见冰川，梦见自己睡在冰川上。”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李吉均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持久地追求理想，持久地追求科学真理”。而这种精神不仅实现了他个人的事业理想，更是影响着一个学校、一个学科，乃至众多怀揣研究梦想的学人们。

　　宋喜群，本报甘肃记者站站长；刘晓倩，中国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