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秉志的一生，他参与发起了我国最早的民办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刊行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创办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和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是中国动物学会的主要创始人。

　　然而这一位被称为中国动物学“开山大师”的人，衣袋里的皮夹中长期装着一张写满72个字的小卡片。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卡片的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

　　“工作六律”“日省六则”的卡片伴随了秉志老先生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学事业的一生。

　　“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的秉志，1904年被河南省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彼时，国家积贫积弱，正值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乱后不久，“渐觉欧美各国国力强盛，是由教育与专门科学与技术而来”，秉志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踏上了科学之路。

　　1909年12月，他赴美攻读生物学。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秉志师从著名昆虫学家J.G.Needham教授，从事昆虫学研究，辅修脊椎动物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以昆虫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18至1920年期间，秉志在美国韦斯特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时，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创见性的研究。

　　在康乃尔大学期间，秉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民办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创办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科学救国的旗帜。

　　阔别祖国11年，1920年，秉志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之聘，回国任教。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全国大学中也没有一个生物系。

　　秉志讲授普通动物学，深受学生欢迎。“秉老的教授法却别开生面，他用胚层、体腔的真伪以及进化原理将各类动物贯穿起来。这在当时很生动，也很有吸引力，并富于一定的启发性。”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后来回忆，这个班本来是学农的，共有19个学生，后来转向于学习动物学的有近半数之多。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师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生物系初建时，经费不足，无钱购置设备，秉志就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对必须购买的仪器，他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在两年的暑假里，他率领学生远赴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秉志对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就包括8门22纲，大小共6000件），为开发我国沿海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秉志与其他生物学家筹建，1922年，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1928年，秉志作为主要筹建者，成立了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它是动物、植物两研究所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动植物研究所）、中国动物学会，在秉志的参与下相继成立。

　　那时，生物学界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进行了形态学、分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研究。研究结果多发表于生物研究所专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上。这是我国的第一份科学期刊。该刊以英文为正文，附中文摘要，以便与世界各国交换。从而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研究渐有了解，中国人的研究能力也由此得到国外生物学界的认可。各国学术单位要求交换刊物的达六百余处。

　　抗日战争时期，秉志被困上海，没有工资收入，他因陋就简坚持科研工作。并且笔耕不辍，写了许多书稿。他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关心抗战的进展，他用“骥千”笔名每周写一短文，投《大公报》发表，呼吁人民精诚团结，抵御外侮。

　　“今日世界人类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学所致，吾国之弱不足忧，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吾国一切困难，尽可诉诸科学，以图解决。”1932年，秉志在《科学》杂志发出呼吁——科学救国。

　　此后50多年，从“科学救国”到“科学报国”的历程中，秉志发表了专著、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共150余篇（册），在昆虫学、神经学、形态学、分类学、生理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研究广泛的大师。

　　“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院士对此印象深刻。

　　在解剖学研究方面，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20年代，他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

　　在神经生理学研究方面，秉志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进行一系列实验，重点研究了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以及大脑皮层损伤后的影响，创造性提出了在大脑皮层未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

　　在实验室里，秉志坚持自己动手，尤其对于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要做得数据完整全面，内容充实，他才肯整理发表。

　　秉志作为动物学家，在古生物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北平博物学会的奖励。他对昆虫、软体动物、鱼类、龟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了许多新科、新属和新种。其中，他对我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地位。

　　1952年前后，目睹血吸虫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秉志给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写信，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秉志关于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为国家打赢灭螺、灭血吸虫战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秉志先生晚年，进行鲤鱼的研究。鲤鱼是我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鲤鱼是一种典型的硬骨鱼，是教学的标准模型。50年代中期，秉志制订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

　　“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他说。直到逝世的前一天，秉志仍坐在实验室工作。

　　功业未竟，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发表近1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成为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于后进，当有扶助之热忱”

　　在为《秉志文存》撰写的序言中，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这样评价：“秉志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至抗日战争之前培养或训练的生物学家计有百余人。当时在中国之动物学者，几乎都是出自秉志门下，诚不愧为中国动物学界的‘开山大师’。”

　　王家楫、伍献文、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张宗汉、郑集、张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陈义、欧阳翥......这些动物学界的著名专家，都受到秉志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精神的影响。他们都成长为我国二十世纪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骨干力量。

　　早期跟随秉志门下的学生曾经回忆，秉志常常激励他们：“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

　　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秉志在所著“科学教师所宜注意者”一文中写下了对教师的要求。他认为：教师一定要勤学，不断更新知识，不能机械式地讲课，误人子弟；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可有任何恶习，否则将使学生受其毒害；教师一定要安心于本职工作，不能以教书为暂时的阶石，想在学校之外谋得升官发财之机会；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在教室见面而已，教师不能下了课就和学生毫无接触，而应在各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使他们受到老师的熏陶。

　　在秉志晚年主持的实验形态研究室里，青年人居多。他常教导青年对待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

　　他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五字。他把五字展开了细细地跟青年人讲：“公”即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忠”即忠于所事。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毫不动摇，要死心塌地，这样才能获得成功，科学之真理，要以最忠诚之精神，努力追求，否则毫无所成。“信”即信实不欺。科学工作丝毫不能有虚伪矫饰，研究结果，是即是，非即非，绝对不能说谎，自欺欺人。“勤”即勤苦奋励。研究科学必须勤勉努力，勤奋不息，千万不能偷懒，贪图轻松安逸，科学之真理，绝不可能偶然侥幸而获得。“久”即持久不懈。凡事皆贵有恒，科学尤贵有持久之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必终身坚持不懈，极端有恒，方能有所成就。

　　晚年的秉志感慨，“每一专家，对于后进，当有同情心，当有扶助之热忱，当负引导之责任。”

　　1965年2月21日，醉心科研、扶助后辈的秉志先生离开了其挚爱的科学事业。50多年后的今天，在动物研究所银杏林里，一座石书上镌刻着秉志先生名言：

　　“科学家之精神，在寻求真理，科学家之目的，在造福人类。故能称得起科学家之人，不独其在专门学问上，有精深之造诣，而其道德人格，亦必高尚纯洁，有深邃之修养。”

　　这句话道出了秉志先生追求真理、品行高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