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

　　梯若尔荣获诺奖意味着新规制经济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将这一理论放在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土壤中，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洞识。

　　梯若尔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加入了拉丰教授创办的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经过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该产业经济研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重镇之一，并成为欧洲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心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Tirole）由于对市场力量和规制的贡献而荣获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与他一起开创“新规制经济学”的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Laffont)教授如果不是因为2004年英年早逝，也会跟他一起荣获此桂冠。在祝贺梯若尔教授的同时，我们也要缅怀早逝的拉丰教授。

　　1953年出生的梯若尔教授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他1976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拿破仑亲手创办的培养法国理工界精英的著名高等学府巴黎理工大学（EcolePolytechinique），该校以培养全法兰西最聪明的思维缜密、精通数学的人才为己任，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两年后梯若尔获得了巴黎大学决策数学博士学位。随后，梯若尔又于1981年获得了MIT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当今扬名天下的机制设计理论大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梯若尔教授就成为产业组织和博弈论方面的领军人物，并且使产业组织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得原先松散的、以经验研究为主的产业研究成为了有着精妙逻辑结构、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产业组织理论。这场革命的结晶之一便是梯若尔教授1988年著的《产业组织理论》。时至今日，尘埃落定，产业组织理论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吸引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和研究生。

　　贤者多能，梯若尔教授与他在MIT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朱·弗登博格（DrewFudenberg）合著的《博弈论》(1991年)也是博弈论方面最精深的教材，博弈论专家肯·宾默尔（KenBinmore）对该书的评价是“如果看好这本书，你可以在Econometrica上发表论文了”。自1981年始迄今为止，梯若尔教授在国际权威的经济学期刊已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研究领域涉及产业组织、规制、组织理论、博弈论、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根据某国际上权威的论文评价系统，按照发表的论文衡量，近年梯若尔教授位居世界前列。2006年出版的《公司金融理论》也是该领域的最权威教科书。

　　拉丰教授则于1972年获得巴黎大学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来投奔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门下，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获得了最优论文奖——Wells奖。作为激励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与梅尔森（Myerson）、马斯金等人奠定了激励理论的基础。拉丰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了在哈佛任教的机会，怀着振兴法国经济学的神圣使命，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法国。拉丰首先回到了巴黎理工大学，但那里的保守力量太强，使改革难以进行。拉丰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图卢兹大学，事无巨细，从点滴做起，于1990年创办了产业经济研究所。成为MIT教授的梯若尔受其感召，放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也加入了拉丰创办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经过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深厚的学术背景，坚定的使命感，出色的领导才能，使得该产业经济研究所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重镇之一，并成为欧洲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心。拉丰和梯若尔振兴法国经济学的理想已经得到实现。梯若尔与拉丰教授作为学者不但取得了灿烂的学术成就，而其赤子之心使得他们成为杰出的经济学教育家。

　　自从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1986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运用成本观察来规制企业》这篇经典论文开始，他们就联袂在这一崭新的领域发表了十几篇重要的论文，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成为“新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如同整个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规制经济学在1980年代以前，是没有系统的理论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经验研究。

　　而在传统的Averch－Johnson模型与Baumol等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中，规制制度是外生的，他们研究的不过是技术性的企业投入品选择和成本结构问题。传统的Ramsey-Boiteux模型的洞见是，给定企业从消费者那里收费以补偿它的成本，规制者在确定企业的产量以最大化社会福利时，最优的价格是由Ramsey公式给出的，即每种产品的勒纳指数（价格－边际成本比率）与该产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例。Ramsey-Boiteux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多产品企业的交叉补贴问题。但是这个模型却有几个问题。首先，该模型外生地假定不存在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但是我们知道，有效率的价格要等于边际成本。这样在线性定价下，企业的固定成本不应进入对消费者的收费，从而不会对消费造成扭曲，因此固定成本应该由政府来补偿。所以这个假定是不合理的。其次，尽管Ramsey公式非常简洁，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该公式却需要大量的关于成本和需求状况的信息——边际成本需要关于成本的信息，需求弹性需要关于需求的信息，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则既需要关于成本的信息，也需要关于需求的信息。所以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没有多大的现实相关性。再次，如同原先的很多模型一样，RamseyBoiteux模型假定成本函数是外生的。换言之，企业的经理和员工对成本是没有影响的。同样，需求函数也与企业经理的努力无关。所以实际上RamseyBoiteux模型没有涉及被规制企业的激励问题。

　　一个令人满意的规制理论应该反映规制者和企业所面临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的工具。信息结构和可行的规制方案应该尽可能地反映真实世界里可观察到的成本和合约成本，可行的工具和约束条件必须与产权结构和法律相吻合，而且产权结构和法律应该尽可能地内生地加以分析，而非简单地外生给定。

　　所以，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规制不是次优（second－best）理论的简单运用：不对称信息、缺少承诺、不完美的规制者。不对称信息采取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形式，它限制了规制者对企业的监控能力；由于合约方面或者法律方面的原因，规制者不能对激励方案进行承诺也降低了规制的效率；规制者和政客可能是不称职的，有自己的小算盘，并容易被利益集团收买，所以不会最大化社会福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娴熟地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的工具用于规制问题的分析。在巴伦和梅耶森（Baronand Myerson）1982年工作的基础上，自从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1986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运用成本观察来规制企业》这篇经典论文开始，他们就联袂在这一崭新的领域发表了十几篇重要的论文，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成为“新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

　　新规制经济学的最大的特点是将激励问题引入到规制问题的分析中来，将规制问题当做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企业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规制中的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他们集大成的新规制经济学专著《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对两位作者来说，可能是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这是因为，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的其他著作大部分都是教科书，虽然这些著作中也有作者大量的贡献。譬如梯若尔教授的《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与Fudenberg合著）基本上是高级的教科书，里边的模型包括很多其他经济学家的模型，他们对这些模型进行高屋建瓴地概括。但是这部著作是不同的，这部著作是他们的一部专著，所述均为他们自己的贡献。本书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他们原来合作的论文之上的，从最初酝酿到最后成书，大约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我们可以想见，两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激励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的大家，一位是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大家联手，经历十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巨著的分量会有多重。我们认为，该书对于每个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是一部重要的必读之作。在熟谙理论的真谛之后，如何做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如何培养自己的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能力，如何建立简洁有力的模型，该书都会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该书除了分析规制问题之外，还穿插着分析了政府采购问题，这里的政府采购（procurement）与我们通常说的政府采购不完全相同，而是特指那些政府与企业签订了长期合约的政府采购项目。在作者看来，政府采购和规制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政府采购和规制的区别之处在于，政府采购是企业直接向政府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而规制是企业代表政府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因此，在政府采购中，委托人就是购买者。如果将税收也看作规制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拉丰和梯若尔开创的新规制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新公共经济学”。的确，经典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如阿特金森（Atkinson）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的《公共经济学讲义》基本上没有涉及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激励问题。实际上该书的理论意义远远地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内容。该书实际上是一部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巨著。书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政治体系中和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转移定价问题、农业组织等等。

　　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意义：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永恒的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规制方面的研究正大有可为

　　梯若尔与拉丰教授的新规制经济学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规制经济学是一种真正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企业会仍然保持国有企业的形式。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和某些特殊行业外，政府会逐渐将这部分企业分权化或者民营化。这个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规制的演进过程——从高度的规制（heavy-handedregulation）到轻度规制（light-handed regulation）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政府和企业会面临着不同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因此新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在不同的阶段，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政府如何设计合约菜单，实现最优规制。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目前中国尚未完成的领域，国有企业造成的低效率和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近年来也得到了国内学界广泛的关注。如何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改革和规制已经提上了中国政府的改革日程,也将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其次，对自然垄断以外的产业而言，通过产权结构的调整较容易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如民营化或者分权化），从而容易改革，而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所以更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和网络产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自来水等）事关国计民生，直接影响到社会福利。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和医患矛盾问题在中国频繁发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何规制食品安全与医疗行业，也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行业都是我们目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的新规制经济学可以给我们相应领域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再次，从理论层面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利用新规制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发展适合中国制度的规制理论和规制实践。我们认为，现在国际学术界对政府到底干预不干预经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争论的焦点是干预的范围和深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规制问题；在中国关于产权的争论也基本上终结了，核心问题也是政府与企业应该保持一个什么关系的问题，这本质上也是一个规制问题。

　　梯若尔荣获诺奖意味着新规制经济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希望，中国的学人和同仁可以在拉丰和梯若尔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具体产业的研究。尤其是，把拉丰和梯若尔教授的理论放在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土壤中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洞识，因为在经济转轨中政府有着相对特殊的目标函数、激励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永恒的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虽然已经远离此岸，但彼岸尚远。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规制方面的研究正大有可为！

　　梯若尔成功的秘诀

　　当有人问梯若尔，你如何能够跨越如此多的领域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梯若尔的回答至今仍令我们印象深刻，他说：“它们都是一回事。”

　　梯若尔才华横溢，纵横四海。像他这样跨越这么多不同的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梯若尔每研究一个领域，不仅会给这个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洞见，而且往往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一统江湖者，即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将该领域统一起来。在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公司金融等领域莫不如是。在梯若尔之前，产业组织领域基本上是实证为主，很多实证发现之间也没有紧密的联系，产业组织学基本上是一门很松散的经济学分支，在经济学中没有也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恰逢经济学中分析范式的革命性变化，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经济分析的利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可以使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经济主体（个人、企业、组织和国家等等）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不对称在这种互动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各种公共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产业组织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分析范式转型，梯若尔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变化，与Fudenberg、Kreps、Wilson、Milgrom等经济学家一起，为产业组织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微观基础，用博弈论的方法将产业组织统一起来。产业组织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理论的进展，实证研究实际上就成了“瞎人摸象”。继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后，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实证方法来检验企业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和市场力量的实证产业组织学（Empirical IO）正方兴未艾，成为目前经济学的研究前沿之一；该领域的领军人物Steven Berry和ArielPakes等人也很有可能会问鼎将来的诺贝尔奖。

　　公司金融学是金融学的重要内容，主要关注公司的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在梯若尔之前，公司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非常分散，没有统一的方法将这些不同的主题、发现和方法统一起来。梯若尔2006年出版的巨著《公司金融理论》可以说是真正的统一江湖之作。通过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的方法，将庞杂的文献整合了起来，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拓展。

　　纵观梯若尔的经济学研究之路，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娴熟地将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用于分析不同的经济现象。2002年底邹恒甫教授邀请梯若尔教授赴武汉大学讲授《公司金融理论》，笔者曾与梯若尔一起共进午餐。当有人问梯若尔，你如何能够跨越如此多的领域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梯若尔的回答至今仍令我们印象深刻，他说：“它们都是一回事。”

　　的确，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围。2007年的诺奖得主梅尔森，另一位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大师，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用来分析“各种社会制度的”。梯若尔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地掌握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工具，并将其用于他理解真实世界的各种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就是梯若尔所向披靡的利器。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是用模型思考的科学，也是选择适合当今世界的模型的艺术”。所以，仅仅掌握了工具还不错，还必须对真实的世界及其适用的模型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成就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梯若尔在这两方面都有其过人之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梯若尔的贡献进行了非常精当的总结：“让·梯若尔的研究有个特点：对不同市场细节的理解和对经济学中新的分析方法的娴熟把握。他在不完全竞争的本质和不对称信息下的合约方面发展了深刻的分析结果。梯若尔还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结果统一起来，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政策建议。他的贡献是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社会价值的光辉典范。”（作者石磊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