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2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安格斯·迪顿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图/CFP

　　10月12日，出生于英国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即将迎来七十大寿。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称，他的获奖理由是对于对消费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根据官方信息，安格斯·迪顿独自获奖，他可以拿到800万瑞典克朗，约合618万人民币。

　　获奖源于对贫富分化的分析

　　安格斯·迪顿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昨日获奖，离其七十大寿还有不到一星期。

　　目前，安格斯·迪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森学院与经济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安格斯·迪顿的主要学术成就在于对消费经济学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诺贝尔奖基金网站发布文章指出，迪顿被表彰的成就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的反复研究与拓展：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消费品上花费？社会收入被使用多少？被节约多少？我们如何最好地衡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与当前全球所面临的贫富分化、不平等有关。

　　刘元春称，目前经济理论不少研究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危机的核心根源在于不平等问题，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奖得主也均强调贫富分化的严峻挑战。将诺贝尔奖颁发给在不平等问题方面有很大学术建树的安格斯·迪顿有着现实关怀，并有助于世人对此问题引发关注。

　　曾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

　　早在2012年，学界就热传安格斯·迪顿将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当年这一奖项由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摘取。

　　2013年，安格斯·迪顿出版著作《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文译名《逃离不平等》），迪顿在书中暗示，西方的援助很多时候只是缓解捐助者内疚情绪的工具，并不能改善被捐助者的困境。《逃离不平等》一书聚焦世界贫富分化与不平等问题，英文版被《福布斯》评为2013年最佳图书。昨日，中信出版社负责出版该书的编辑张巧云对新京报记者称，已火速加印1万册。

　　安格斯·迪顿目前出版的中文译著还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这是经济学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1980年出版，1981、1982年重印，1983年修订后重印。从1984－1999年又先后重印13次。对于学习经济学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安格斯·迪顿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是爱丁堡Fettes学院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花絮

　　热门候选者再次全部落选

　　在此次诺奖颁发前，海外媒体发布了最可能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的名单，他们分别是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兰戴尔，美国经济学家利斯特，美国经济学家曼斯基，然而跟前几届一样，这些学者均与本届诺奖失之交臂。

　　此外，据媒体报道，自1999年的“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以来，每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几乎都有美国经济学家的身影，截至2013年这一现象已延续14年，特别是芝加哥大学有10人获得过该奖项，位居各大学之首。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让·梯若尔则来自法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到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总共发了47次，其中24次只有一人获奖。目前所有获奖者平均年龄是67岁。

　　■观点

　　迪顿贡献：准确测量贫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扬表示，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反贫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宋扬称，在迪顿之前，学者大多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福利的标准，并依此制定福利政策。迪顿却对此标准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比如消费水平是否比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福利，不同家庭规模的福利如何比较等等。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才能在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中都有所建树。过去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授予理论经济学家。与此相比，迪顿的研究更接地气，提供了对消费、贫困等问题定量的测量工具，也说明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目前中国的很多反贫困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以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可以借鉴迪顿的研究成果，在“保户”和“保人”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的权衡取舍，提高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看中国

　　“中国在较少援助下数亿人脱贫”

　　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安格斯·迪顿写道：“世界上至少有10亿人的生活水平处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生活水平状态。我们没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当受到指责。”

　　迪顿认为，西方的援助很多时候只是缓解捐助者内疚情绪的工具，并不能改善被捐助者的困境。

　　迪顿指出，出于战略因素，大量此类援助实质上都被交予政府，而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援助只会帮助那些无能的政府掠夺经济资源。

　　在这方面，迪顿对中国表示了肯定。他指出，中国与印度也在获得相对较少的西方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点以中国尤为甚。（罗超）

　　■对话

　　《逃离不平等》中文版译者崔传刚：“迪顿不是花哨的经济学者”

　　昨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安格斯·迪顿著作《逃离不平等》的中文版译者崔传刚。

　　新京报：您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如何评价？

　　崔传刚：这个是有客观评价的，他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哈佛经济顾问团主席，这都并非虚职。此次获奖也是基于他在消费经济学、不平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新京报：在您翻译的过程中，觉得他在写作和研究上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崔传刚：他是位地道的英国学者，研究非常严谨，语言平实，不是那种花哨的经济学者。比如说我翻译的那本著作，他特别注重在研究前确认一个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