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得奖爆冷门,他的研究接地气。
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 安格斯·迪顿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研究他的人较少,浙江有人曾想翻译他的作品
北京时间昨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Angrus Deaton(安格斯·迪顿,微观经济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表彰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根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的公告,Angus Deaton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1.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2.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数据的采集);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研究。迪顿获奖后表示,“我确实预见到贫困率的下降,在过去20年里,贫困率下降幅度很大,我认为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但我不是盲目的乐观派。”在宣布获奖的时刻,有人问他有关欧洲的难民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全球贫困率的下降从长远看可缓解这一问题,但现在还不行。
与很多热门候选人相比,着力于微观经济的安格斯·迪顿不太被国内学者所熟悉,但他的研究其实很接地气。就在10月4日,世界银行调高了贫困线,把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从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这意味着全球的贫困人数将增加——贫困的定义其实就是人的消费水平。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也是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所以安格斯·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
迪顿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他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长,穷人相对贫困,但整体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不过,超脱了收入领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过多的占用社会资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则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挤压可能非常有害。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李井奎:
“看过他的著作,甚至想翻译他的书”
“确实国内研究安格斯·迪顿的学者相对会少一些,而我也只是读过他的书。”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李井奎博士在接到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很谦虚地表示,因为看书也是多年前的事,所以也是了解一个大概。
“2009年我读了《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作者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他老师的一本书,也就是安格斯·迪顿的《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认为非常了不起。然后我就好奇去找了这本书来看,后来我在课堂上也常用到这本书的第一第二部分,比较理论化,这本书在业内也一直被认为是消费理论最好的教科书。”李井奎说,后来自己甚至想要翻译他的著作《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想法被搁置了。我的研究方向也变了,不过我相信这次安格斯·迪顿得奖后,会有更多人把目光转到这个领域来。”李井奎在自己的微博上对迪顿获奖的评价是四个字“实至名归”。
在李井奎看来,安格斯·迪顿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数据和理论上搭建了桥梁,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把计量模型扩展到收入和储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贫困、健康,并结合家庭数据调查,这个领域是他的强项。
浙大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
“他用数据告诉你,消费和收入有怎样的关系”
“听到这个获奖消息时,我们正好几个老师在开会。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但还是有点小小的意外吧。”钱报智库专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说。
1936年后,也就是凯恩斯后,很多经济学家把方向转到了宏观经济,直到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思潮——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研究总的消费、总的投资、总的需求等,但后来有人去了解个人行为了,比如个人的储蓄啊消费啊,从此宏观经济下有了微观行为做支撑。”史晋川说,安格斯·迪顿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叫做“微观计量”,这在消费领域非常有用。
举个例子来说。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人的消费是受到当下收入的影响的。之后,有两个理论出现了,第一是“生命周期理论”,意思是“人的消费不是根据现有收入决定的,而是根据他一生的收入”。比如说人年轻时,赚的少,消费相对高,中年收入高了,但开销相比小了,到了老年,收入少了,但开销不会减少;第二个理论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叫“持久性收入理论”,意思是,消费不是根据一时的收入,而是持久的收入。安格斯·迪顿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这两个理论和实际现象不完全吻合,于是他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做了修正,他提出“消费是平滑的,持久收入相对波动会大”。“他引入了‘预期收入’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认为,可预期的收入影响消费比较大,不可预期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小。”史晋川说,当然,安格斯·迪顿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这个计量模型,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迪顿悖论”。
新闻+
直接援助无法改变贫穷
既然讨论消费,那么贫穷也是逃不开的话题。安格斯·迪顿在《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谈到了,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如何帮助落后国家和落后的区域?迪顿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因为维持这个政府的经济来源不是来自国内”。
他认为,许多人期待政府出面为人民带来繁荣和平等,却忘记了政治本身的利益。 给予制药公司一定的激励帮助他们开发盈利少的药物,开放移民和贸易政策,取消限制才能有助于缓解这些不平等。
金融危机前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仔细观察这些年的获奖学者,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在金融危机前,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往往是一种新的经济学,比如博弈论在过去尤其受欢迎,1994、1996、2001、2005、2007年这几年中都有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得奖。在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学专家得奖更多,2009年、2010、2011一直到2014年,只有2013年是股票价格问题,相对微观些。而今年又是微观经济主导的领域获奖,结合如今全球对于消费及贫困现象的关注,这大概也可视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