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学系教授詹姆斯·艾莉森与日本京都大学免疫学系教授本庶佑因发现两种负向免疫调节分子、创建了“负负得正”的新型癌症免疫治疗方法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两位免疫学家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实际上，国际免疫学界对此期盼已久，原本推测该成果去年就有可能获奖。

　　之所以此次获奖在众多免疫学家意料之中，是因为这是一项通过创新性基础研究，给人类健康与疾病防治带来革命性改变的重大科学发现与临床应用效果显著的成果。

　　笔者与这两位获奖者有过多次学术交流。曾于2007年邀请詹姆斯·艾莉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并在笔者主办的“上海国际免疫学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2009年，Keystone免疫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笔者与本庶佑作为大会特邀报告人出席，会上会下交流颇多，收获也颇多。

　　作为一名免疫学工作者，笔者对詹姆斯·艾莉森与本庶佑的获奖倍感兴奋。同时，通过与两位获奖人的交流，以及对美、日两国生物医学科技界的了解，也有颇多感慨与感悟。

　　结合国内科技界发展现状，笔者想强调的一个主题是关注基础科学的支撑与引领作用。

　　一是创新性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科技实力提升以及自主性高新产业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

　　詹姆斯·艾莉森与本庶佑的突破性工作是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实验室的基础性发现，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对肿瘤的临床治疗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更没有想到会造就上百亿美元的肿瘤治疗抗体产业。

　　这得益于美国和日本政府与科技界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与大力支持，而不是看到“有用”之后，再加以大力支持。

　　这实际上是充分意识到，并在科技战略布局中，成功实践了“无用之用乃大用也”之理念。

　　二是重视稳定资助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群体而非跟风式支持热点课题的长远性作用。

　　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其已经“成熟”。热点易出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因为领军科学家往往乐于支持其追随者。多年来，我们周围四处可见以其导师体系或者课题为“营生”的科技人员，缺乏自主创造与自主性成长。

　　当然，如何判断哪些是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需要一个良好的评判机制加以落实。

　　日本政府为了推动免疫学研究，在大阪大学专门成立了国家免疫学研究中心并予以高强度经费支持；在横滨成立了免疫与过敏研究所，聚集了众多免疫学家进行研究。这些做法催生了一批国际成果，也造就了国际一流的免疫学家团队，这种科技管理模型值得借鉴。

　　三是国家重大平台建设目标导向与科学家个体创造力有机整合的协同性作用。

　　在体现国家大科学装置与大科学目标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鼓励并保护好科学家个体的创造力，往往点上的突破可以对项目整体的协同进展起到先锋作用。

　　四是积极鼓励具有国际视野并立足本土开展自主性创新研究的科研文化的支撑性作用。

　　日本“诺奖井喷”现象令我们深思。本庶佑在其学术创新力显露头角后，为创建日本国立卫生研究院，断然从美国回到日本。

　　其抗体产生多样性的研究失去了一次获得诺奖的机会；回日本后完成的“活化诱导胞苷脱氨酶”的免疫学研究却被载入教科书，被誉为诺奖级发现；其PD-1的工作也是于日本本土完成的。

　　日本免疫学界还有数位诺奖有力竞争者。例如，发现Beta干扰素及揭示干扰素作用机制的Tadatsugu Taniguchi教授，发现白细胞介素6并成功研制抗炎抗体疗法的Tadamitsu Kishimoto教授，发现调节性T细胞的Shimon Sakaguchi教授等。

　　自2000年以来的18年间，日本已经有16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不含日裔美籍科学家）。他们绝大多数的原创性工作是在日本本土完成的。这种鼓励立足本土开展自主创新的科研文化，对于科学家群体发挥才华与作出贡献，具有持久性激励与支撑作用。

　　五是挑战重大科学难题与科技评价体系的引导性作用。

　　我国科技人员在科技选题方面确实存在倾向于“短平快”的问题，缺乏“十年磨一剑”的挑战难题攀高峰的雄心与勇气。

　　如何依据我国国情和科技人员的境界拟定相关可操作性政策并加以实施，需要顶层设计与方向性政策引导。

　　六是组建互补性团队与务实协同攻关对于重大科技创新的推动性作用。

　　两位获奖人有共同特点，就是有团队、善合作、求协同、讲实效，从基础人员研究攻关形成科学思想到寻求临床医生合作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再通过共赢模式到企业实现技术转化与产业化，真正做到了全链条创新，这值得我国科研人员学习。

　　（作者：曹雪涛，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