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那天，我在研究院离退休职工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朋友们跟帖、献花、点赞……涌起我心里的千般思绪，回想起我们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近20年的军旅生活，峥嵘岁月难以忘怀。

　　（一）

　　1953年我初中毕业，保送到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前身）飞机制造专业学习。该校是1952年由苏联帮助建设的，我于1956年8月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国营122厂工作。1965年初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官。

　　我的丈夫刘心楷于1951年在安徽大学读书时，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在空军担任机械师工作。1953年，他被保送并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经过了一年预科和四年飞机专业的学习。1958年，他被选拔进入导弹专业继续深造一年，1959年毕业分配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原8120部队）。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于1958年10月开始建设，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距酒泉市约300公里。经过60多年的建设，如今基地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东风航天城”。

　　基地建设刚起步的时候，大批的科研人员来这里安家落户，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尤其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紧缺，大家就用骆驼刺磨成粉，掺和在杂粮里充饥。全体官兵奋战在大漠深处，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而感到无上的光荣！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大家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在基地工作，分隔在不同点号，夫妻经常见不上面；生下的孩子全托在幼儿园，一周只能接一次。

　　当年基地里还有一句口号 —— “活着奋战戈壁滩，死时埋在狼心山”。五万官兵坚守在戈壁荒漠，为这个铮铮誓言奉献青春，无怨无悔！

　　（二）

　　问我为什么对党和军队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我要从当“亡国奴”说起。

　　我1935年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大连被日军占领，成了日本的“关东州”。日本强行规定小学汉语课本叫满洲语课本，日语课本叫国语课本，大连人都成了亡国奴。我们没有做人的尊严，日本人对中国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我亲眼看见在日本铁蹄之下中国人悲惨的遭遇。1945年“二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日本战败投降，苏联红军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大连获得了解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进了学校读书，1949年12月第一批加入少先队，1950年7月加入了共青团。是国家的助学金供我念了初中，在沈阳航校学习三年，享受的也是国家的供给制。1956年8月，在航校毕业之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填写的志愿是“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新中国。我被分配到哈尔滨122厂工作，任飞机总装车间技术员，负责修理苏联二战中的“杜-2型”轰炸机。1957年底，我被选调跟随苏联专家进行“米-4直升机”的仿制工作，经常加班加点，累了就睡在技术室的地板上。 1958年底，首批研制成功的中国直-5直升机终于飞上了祖国的蓝天，1959年开始投入批量生产。

　　自1958年10月20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建立以来，几代人扎根在大漠艰苦创业，我在基地的7号技术阵地工作，亲历了多次导弹及卫星的发射。尤其是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震撼了全世界。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是在这里发射的，我有幸近距离参观了“东方红一号”的备份卫星。每当卫星遨游太空、唱响“东方红”乐曲时，我们就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拥有我国最早的航天发射场，又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建设成当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基地先后执行了100多次航天发射任务，成功将145颗卫星和11艘“神舟飞船”及杨利伟等11名宇航员送入太空，做到了“发发成功、次次圆满”，成为世界一流的航天中心。

　　（三）

　　我们于1978年9月转业，来到了美丽科学岛的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又投身到了科技兴国的事业之中，三个孩子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茁壮成长。

　　我先后在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人事处、晶体实验室、镀膜实验室和所工会工作，1990年退休。退休以后，我成了“大忙人”，整天乐呵呵的，在单位、在社区和许多老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聊天、出游，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强大祖国的太平盛世。2017年在研究院离退休职工“喜迎十九大，迈向新时代”的文艺会演中，我们的手语节目《生命的河、万众一心》荣获了表演一等奖。

　　在这一生中，我庆幸自己有14年 “穿军装”的经历，每逢“八一”建军节，“军旅”情结就会油然而生，由此还会升腾起一种荣誉感，那就是：我们为祖国的航天、军事、科技的强大而感到无比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