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母亲节之际，《合肥晚报》就刊登过母亲的事迹：母亲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多次救人性命。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她听到外面有婴儿的啼哭声，赶紧披衣出门，为在雪地里的妇女接生，包扎孩子。还有一次，也是春节前的“三九”严寒天，一位外地的妇女路过村里要临产生孩子，母亲就借了一间公房，从家里抱来了垫的盖的被褥，我也和母亲一起忙活了一阵子，春节后联系上了她的家人。母亲还为难产的妇女接生，为了保险，她请回家探亲的军医弟弟帮忙，接生了一对双胞胎，母子平安。我问母亲为什么敢接生救人，母亲说，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妇女干部都要参加政府办的培训班学习接生技术和一些救生知识。一次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被吸入了涵洞，所有人都惊呆了，母亲冲到下坡处，一把接住了从涵洞里淌出来的小孩，小孩当时都闭气了，她就做人工呼吸，孩子终于睁开了眼睛。

　　母亲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滋润了我们的心田。我20岁来科学岛工作，23岁入党，25岁就当了支部副书记，配合管理一个集铸造、锻压、钣金、电镀等11个工种的上百工人的大型车间，这对我的考验是多方面的。首先，我要以身作则，才能服众。我是化验员，就边学业务边做党的工作。那时，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开始关注我，他抽空来科学岛询问了我在单位的表现。父亲见到我以后很高兴，把没收的手表还给了我，说是工作需要。皮鞋没收了，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说：“你们干那么苦累的活，怎能穿皮鞋呢？”一开始我想不通，后来慢慢理解了父亲的慈爱之心。

　　父亲教我要熟悉每个工种，从那以后，我不坐办公室，到各班组帮师傅们递送工具打下手。工人师傅们都是当时从部队挑来的技术兵。锻工师傅笑话我说：“人还没锤子重，还来当铁匠。”木工师傅说：“哪有女同志拿锯子当木匠的？”深入基层以后，我理解他们为什么是每月发45斤粮票，工作是太累太苦。半年以后，我熟悉了11个工种的情况，做到了不讲外行话，体恤第一线工人的艰辛，在支委会上提出了多项改进工作条件的建议。1976年调整工资，我把名额让给了一位铸造班的青年骨干；1977年推荐上大学，我又把机会让给了一位青年木工。1978年改革开放，全中国掀起了学习的热潮，我考上了中央电视大学中文专业，三年寒窗，我边工作边上学还要照顾家庭，终于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圆了上学梦。

　　调入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机关后，我负责党务工作，兼做人事档案管理和出国人员的政审等，多次被评为本单位和省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我能有今天的进步，深深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和父母好家风对我的影响。我在家排行老大，最能体谅母亲一生的不容易。母亲年迈以后，就长住在我家，吃、穿、看病都由我们三姐妹一起照顾，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母亲经常说，感谢共产党，我这个孤寡老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有一天，她喊着我的乳名说：“我要去交党费了”，那时，母亲腿脚已经不方便了，我就让儿子开车带奶奶回老家，母亲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党员，一年2次交党费的日期她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