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大家都敬佩他一心为公的工作作风和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好家风，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书记”。

　　1962年，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要求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带头下放农村。父亲当时任舒城县千人桥区的特派员，就让我们全家到农村安家落户。后来国家经济发展了，有了回城政策，这时只要父亲打个报告我们就可以回去安上城镇户口，但是他说：“在农村这么多年了，也挺好的。”，于是我们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仍然在农村生活，父亲一个月回乡看望我们一次。

　　父亲在“一把手”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爱护新提拔上来的干部。有一次他去县里开干部会，工作由副手负责，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放倒绿化树”的事件。上级来人调查，我父亲将全部责任承担了下来，宁愿自己挨批评，也不推诿给下级。这种“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让老书记在群众中的威信比以前更高了。在对待利益方面，父亲又总是先人后己。有一次调整工资，按年限论资格父亲排在第一位，但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名额让给了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

　　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从不以权谋私。1973年，我高中毕业了，大队的小学校想让我当代课老师，父亲不同意，让我回生产队继续干活。

　　1974年，公社分到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在农村表现很好，大家推荐我填了表。谁知道父亲看见以后，硬是把我的名字换掉，让给其他人上了大学，我就留在农村继续锻炼自己。在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以后，我组织团员们经常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人家收麦子、割稻子。1975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当选为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

　　在这期间，我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让我在最基层接受生活的风风雨雨，锤炼不怕困难的坚毅品格。我要向父亲学习，学习他的好品德，传承我们的好家风，努力做一个党的好干部。有一次分鱼，有人想照顾我家，让小弟把一条大鱼拿回来，我知道以后，很快到大队付了鱼钱，做到公私分明、廉洁自律。

　　按照上级的指示，公社要培养妇女干部，到大队来了解情况，连续召开了党员和群众座谈会，大家都推荐了我。经过考察合格后，1976年我到杭埠公社担任了妇女干部，1983年又调到河南公社当党委秘书，1985年我随爱人调到科学岛工作。

　　面对全新的科研单位，我服从分配，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在做“记忆合金”的实验中，我和科研人员一道经常加班加点，值守夜班。研究所在进行改革以后，需要财会人员，我就到行政处和所财务科当了会计，一当就是20多年。这期间，我被选为研究所的职代会委员，兼管计划生育工作；。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又当选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的纪检委员。退休以后，我还成为老科协的会计，哪里需要哪里去，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我也以好家风教育孩子，儿子媳妇都是共产党员，工作独挡当一面，我感到很欣慰。

　　我报答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就是“常回家看看”，只要看见我，父母的心就踏实。每年的冬天，我一周回舒城一次，给母亲洗澡。母亲腿摔了住院一个月，也是我每天照顾她直到生命的最后。接着我又陪伴老父亲，让他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幸福地走过了94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