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风和红色传承，父母的经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主题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与感悟。

　　我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1952年底，父亲从朝鲜战场调回国，是为数不多的、因作战勇敢，立过功，受过奖的军事干部之一。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成为最高军事学府的第一期学员，195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到宣化炮兵学院当教员，一家人在部队大院里过着安稳的日子。然而，1963年，中印边境形势紧张，组织上动员支边，没人愿意去，父亲说“我能去，只要组织需要”，没有半点犹豫。父亲当时在炮兵学院地炮指挥系当教员并担任班主任，原本可以踏踏实实的奔个教授的仕途。领导问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他说没困难，实际上家里5口人还没有安顿好住的地方，临时借住亲戚的一间低矮的跑风漏雨的小屋，兄妹4人最大的9岁，最小的我才2岁多。随后父母就毅然进了藏。在父亲看来，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无条件可讲，为党奉献是共产党员的本分。

　　记忆中的父亲，高大魁梧，父亲的一身军装让我在胡同里的孩子圈儿中有点儿优越感。由于父母戍边援藏，兄妹4人在北京就成了留守儿童，父母几年都回不来一次，幼年的我，常指着墙上的照片念叨，“这是爸爸、这是妈妈”。等到父母有一天终于回家了，我向抱起我的妈妈叫了一声“阿姨”。

　　2019年，姐姐、姐夫去西藏，专程到父亲的老部队拜访，政委介绍说，在我们部队的军政首长20多任了（平均任期2-3年），马首长任期是最长的。当年的父亲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中印边境安全，也因此得了胃病，时常忍痛坚持工作，曾因胃出血被抢救。父亲在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小脚的姑姑代为照看的我们，但他从来没有向组织提出调回内地的要求，一直默默的坚守在边疆，一守就是7年。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他们选择了保大家舍小家。

　　在我的少年时期，父亲回到内地，全家搬进了军队大院。但是父亲还是很少在家，早出晚归，下基层十天半月的不回家，我们很少能和父亲同桌吃饭。父亲是工作狂，工作至上，在他的字典里工作是第一位的。

　　父亲一生都保持着军人作风，离休以后，仍保持着规律、朴素的生活方式。每天看报看书听广播，剪报摘抄写笔记，后来写回忆录，平时养花种葫芦什么的自得其乐。每个月领到离休费的第一件事先交党费。他每个周末盼着我们回家，而周末也是我最期待的，和父亲聊天成为我最幸福和满足的事儿。后来，我在帮助父亲整理编辑回忆录的过程中，总爱刨根问底，问个来龙去脉，听父亲聊过去的那些事儿，最爱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时间久了，对父亲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也学到许多东西，对我做人做事和品格修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父亲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8年军事学院调级，父亲所在的党小组（6个人）有一个名额，在讨论会上，他说：“我对党和人民没什么贡献，调级的名额给贡献大的同志吧”。这个事情被母亲知道了，回家后，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父亲说：“手伸得太长了，会犯错误的” 。在我和父亲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战场上向前冲，这事儿还是往后撤撤。”这是父亲的胸怀和境界。

　　父亲，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和平年代，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义无反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怕困难，吃苦在前，甘于奉献，代表了一代共产党人忠诚祖国、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坚强信念。父亲的精神激励着我，父亲的品格影响着我，我在成长中不断感悟，是我做人做事的榜样，无论工作在哪里，无论工作做什么， 44年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尽责任，敢担当，不惧困难，用心做事，勤奋敬业的好干部，好党员。努力成为真正的红二代，更希望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有红三代、红四代，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