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  
　　“孙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科技大师。如果没有孙先生倾心真诚的合作，中国的首次‘月球探测—绕月探测’很难顺利实现。”1月5日下午，院士欧阳自远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这天，正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此前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京城，天寒地冻。刚刚出院的欧阳自远原本在家中静养，但听说要请他谈谈孙家栋院士，便不顾一切赶到办公室等候记者。  
　　在我国绕月探测工程指挥体系中，孙家栋、栾恩杰、欧阳自远三人被誉为“黄金组合”，真正的“三驾马车”。2004年2月25日，当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通过《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即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院士、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和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为总设计师，聘任欧阳自远为月球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同时给工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嫦娥工程”。欧阳自远认为，“嫦娥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孙家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大师”  
　　“我是搞天体化学的，对航天领域知之甚少，是个新兵。而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多年，是我国多颗卫星研制和发射的总师，是真正的航天大家。他是我进入航天领域的良师和益友。”欧阳自远说，他与孙家栋此前并不熟悉，只是慕名。2000年，他向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汇报绕月探测计划的科学设想，栾恩杰非常赞同，而且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孙家栋出山，担纲这个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此后，两人的接触日益频繁。  
　　“我和孙先生多次交谈，认真、仔细地探讨绕月探测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他个人的学术功底非常雄厚，他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我必须不停地回答，常常一谈就是半天时间。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意见，谦虚，诚恳，是个真正的大师。”  
　　欧阳自远说，“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的工作就是先要实现科学家的基本要求，然后再进一步拓展’。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三驾马车”各有分工：总指挥栾恩杰调动千军万马，组织队伍，取得每个战役的成功；总设计师孙家栋负责工程和技术的突破与实现。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负责科学目标的设定、技术要求以及得到探测数据后的研究。“所有的技术难题都加在孙先生身上，他肩上的担子最重。”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举重若轻、敢于决断、善于协调的能力十分敬佩，“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工作几十年，经验极其丰富，对各个机构人员的能力也非常熟悉。他参加了多个航天工程，每个航天项目都是国家的重大工程，有众多科学家和众多单位参加，其中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问题和各系统之间复杂的匹配与制约问题。千钧之重，系于根根毫发！任何一个系统和环节，都关系整个工程的成败。可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孙先生一出面，就协调得大家都满意。在科技界，有孙先生这样能力和才干的人屈指可数。”  
　　拍板用“长三甲”发射“嫦娥”  
　　最让欧阳自远感动的是孙家栋的谦和、真诚。“我曾跟孙先生说，在航天方面我是新兵，他是我的领路人。但孙先生却说，‘说到底，欧阳，我是为你打工的，我就是帮助你把手和眼睛延伸到月球上去，这是我的任务。至于到月球上能看到什么、抓到什么，是你的事，但你去不了是我的事。’孙先生的话语很朴实，但身为‘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一个大工程的总师，这样的谦虚、平易、真诚，真的让我十分感动，令人敬佩。我能和这样的科学大家合作，真的是三生有幸，终生难忘。”  
　　“我在孙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了8年，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只有一次见孙先生发火，那是因为有些人纠缠细节、不顾大局。”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李春来说。  
　　“孙先生讲话逻辑性非常强，简短明了。8年来，记得只有一次，孙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是讲质量问题。他讲质量是大科学工程的生命，讲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反复强调要有质量意识。”这给李春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先生看问题看得远，抓得准；不仅学问好、技术过硬，在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方面也很有艺术，是业界公认的解决问题的能手。”李春来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为了使用什么型号的火箭发射“嫦娥一号”，科技人员争论不休，“孙先生边分析边讲解说，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说要每个部件能力都最强、系统最好、性能最优才是最好，关键是要协调，各个部件协调匹配才是最好。‘长三甲’被称为‘金牌火箭’，稳定性强、可靠性最高，推力虽不及‘长三乙’但够用，而我们又是第一次去月球，一定要使卫星在可控状态下。最后，孙先生拍板用‘长三甲’发射，大家心服口服。”  
　　中国的“卫星之父”  
　　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是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的。  
　　1929年生于辽宁复县的孙家栋，自幼喜欢“望星空”。小时候的他，常常痴望着夜晚的天空，想着大人们讲的嫦娥奔月、玉兔食月等美丽的传说，看天看到很晚。18岁的时候，他从家乡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巧，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造汽车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上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5分的同学，照片要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1958年，孙家栋就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学了7年的飞机，孙家栋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回国后连飞机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就直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了。“我正好赶上‘两弹一星’这个伟大事业启动的时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向中央建议，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在他建议的基础上，中央决定由聂荣臻元帅挂帅，成立国防部五院，我们空军培养的这些留苏学生，有1/3被调到这里从事导弹研制。”2007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孙家栋回忆起这段经历。  
　　1958年4月，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在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下，由中科院牵头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顺利进行，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此时孙家栋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和9年前回国时一样，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导弹领域，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年他37岁。  
　　从1967年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我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去年4月8日孙家栋80岁之际，病中的钱学森亲笔致信祝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